徐星在中国古动物馆观察霸王龙。这具骨架只是一具霸王龙的模型，原型取自1905年在加拿大发现的霸王龙骨骼标本。摄影/Calum MacLeod, USA TODAY。图片来源：usatoday30.usatoday.com
提起古生物学，公众有兴趣的不算特别多。但若说到恐龙，则算得上是科学传播领域中最受人欢迎的形象之一。从早些年残忍冷血的鳄鱼家亲戚，到今天广为人知的鸡和鸽子的共同祖先，近些年来每隔一段时间，关于恐龙的一些认知就会发生一些颠覆性的变化：恐龙有长着四个翅膀的！恐龙有长着羽毛的！恐龙有睡觉的姿势和鸟类一样！被写进教科书的始祖鸟，很有可能并不是最早的鸟类，而仅仅是一种小型恐龙！这些带给人们这种种颠覆性认知的，都会指向一位中国的古生物学家，他就是徐星。
关于徐星的学术成就，《自然》杂志曾经给过一个简短的评论：“徐革新了恐龙进化研究，帮助中国成为古生物学的动力室。他已经给60多个物种进行了命名，比今天其他任何一个在世的脊椎动物古生物学家所命名的都多，并且他今年（2012年）只有43岁。”网络上的古生物爱好者们则热衷于编辑“徐星发现的十种见证恐龙向鸟类过渡的新物种”这样表达敬仰的帖子。往更早些时候回溯，他的故事更为传奇——他纠正了1999年美国《国家地理》有关“古盗鸟”的错误报道，避免了错误知识的传播。此事也成为古生物历史上最著名的事件之一。当然，他所坚守的并不影响他在2001年入选美国国家地理学会的“丰田计划”，此计划由丰田公司资助，面向全球田野生物学、考古学、气象学和古生物学等领域中的新锐科学家捐助巡洋舰越野车。徐星成为全球11位入选科学家之一，也是亚洲唯一入选的研究者，时年32岁。
在跑古生物口的科技记者圈里，有一个大致可以判断选题的标准：踪着徐星，只要是他参与的研究，短可以发新闻，长可以挖故事，这不仅是因为他的研究通常都是世界顶级的，还因为他是一个善于表达和沟通的人，专业和枯燥的研究，也可以借由他的表述而成为通俗晓畅的报道。
除了广受媒体喜欢，徐星本人也是一个善于做科学传播的人。他撰写的《飞上蓝天的恐龙》一文，被收录入人教版小学4年级的语文课本。在这篇经典的科学传播小文中，徐星仅用短短千字，介绍了恐龙中的一支逐渐向鸟类演化的过程，并介绍了鸟类飞翔起源的假说。这几乎是最新科研成果转化为最普及知识的杰出的典范了。
化石中蕴藏的秘密，是一个个流传了亿万年的传奇。“化石不会说话，”徐星的同行、美国卡耐基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古生物学家罗哲西说：“需要一个有洞察力的古生物学家来讲述其中的故事，而徐星是一个善于讲述精彩故事的人。”
来，果壳网带你和徐星聊聊，听他讲述恐龙和化石的故事。
活着的，为恐龙命名最多的人
果壳网：我听说你在最开始上学的时候并不是想学古生物学？
徐星：我小时候想过当和尚，一代高僧，云游世界。这是一个很认真的想法，我一直对宗教、哲学很感兴趣。初中开始我想当科学家，物理学家。那时候就觉得科学就是物理和数学，其他就没有听过了。我是从新疆考到北京来的嘛，大学通知来了，上面写古生物学，没有写哪个系，到了北大才知道是地质系。大学的时候，的确没有好好学古生物。那个时候读了其他的好多书，读《资本论》，马克思也是个哲学家，资本论也是一种经济学。读完就觉得经济学很有兴趣，想去读经济系的研究生。我还跑去人大读旁听了3个月的经济学课程呢。
后来上了我们所（中国科学院古脊椎与古生物研究所），头两年也确实不想读，就自己学编程。直到最后一年，要写论文，很幸运的是我有几个很好的标本可以研究，让我觉得很有趣，同时也很有一些成就。这个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下子就彻底进入到这个行业了。
果壳网：《自然》杂志说你是目前古脊椎动物领域给化石命名最多的、活着的古生物学家，而且你今年（2013年）只有44岁，是一个科学家的黄金时期，这意味着什么呢？
徐星：这本身不意味着什么。从学科上来看，命名代表着你给古生物学带来一些新的信息，不过最关键的还是你怎么用这些信息。例如我们命名了化石之后发表了，外国的研究人员马上可以做更细致的工作，甚至把你的工作都掩盖了，所以我们也经常面临这样的困局。但是国际间的交流也有好处，会带来一些新的想法、新的主意，激发我们的思维。
果壳网：古生物学研究中最令你着迷的是什么？
徐星：古生物学研究其实是个非常枯燥的事情。很多时候，你实验做了，数据也收集了，但是真落实到一篇文章的时候是很枯燥的。比如你做系统发育分析，就是填格子，数以千计的格子需要你去填，相关信息是通过一篇篇文献和一件件标本获得的，非常繁琐。不过，偶尔也会有很庆幸的时刻，比如你在野外发现了一个新的化石、标本。还有就是当你的文章终于写完了或者到达某一个节点的时候，偶尔，非常非常偶尔，觉得自己对这个学科，比如鸟类起源，还是做了点东西，会有种庆幸。
成就非凡的中国古生物学
果壳网：中国的古生物学研究这几年成就非凡，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徐星：从我的角度去看这件事，大约有三个原因。一个就是有钱了：国家给的科研经费多了。尤其是2000年以后，比起1994年我刚做科研的时候，整个科研经费的投入多了很多，科研成果自然就多了。
第二个原因是改革开放。我们时常说这个词，觉得蛮虚的，但是在科研圈这个有一个很明显的现象，在改革开放之前，科研论文基本只能在国内发表，而且能发的期刊十分有限，这就形成了一种垄断：论文能否顺利发表经常取决于作者和控制相关期刊的人的关系，这个因素导致科研人员的能动性没有被调动起来。但从90年代开始，科研领域开放以后，科研人员的论文不但可以在国内发，还可以发到国外。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互联网。网络我们现在看上去司空见惯，但是在互联网出现之前，中国科研界的信息来源、方法论来源以及技术训练都是相对落伍的。而搞科研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创新。互联网的出现让我们和国外的交流变得非常畅通。我刚刚开始做研究的时候，当时我自己掏钱弄了一个拨号上网的“猫”，研究中遇到问题我马上就去找当时这个领域中世界上特别有名的专家，写邮件去问人家问题，跟人家讨论交流，有些专家也很快就回复了我，这对我个人的影响非常之大。
此外，这几年古生物学发展迅速也有自己独特的原因。古生物学是一个资源学科，要有化石才能做研究。从整个世界背景来讲，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整个古生物学都进入了一个黄金时期，尤其是我国在高速的经济建设中发现了大量的化石，从贵州、云南到辽宁、河北的化石大多是被农民发现的。素材多了，自然研究成果也就多了。
果壳网：有一种说法，中国的古生物学家们发表的论文很多，是因为能获得的化石材料实在的太多、太好了，但整体研究水平并不算特别高，对此您怎么看？
徐星：这种话我也听过类似的，准确来说是“中国古生物学的影响力非常大，但研究水平还有很大的提高空间”。中国的古生物家在世界上很好的杂志发了一批论文，国外相关研究的人他回避不了你的文章，因为这里的确涉及了很重要的东西，提供了很重要的内容，媒体、专业人员都会关注，所以的确影响力很大。
从研究水平来说，材料和方法上，我们跟国外的研究水平差别并没有那么大。不过在另外三个方面，我们还是有差异的：一个是语言，一个是在思维系统训练，还有一个是研究的环境上的差异。
在科研体系中，英文是全世界通用的学科语言，这已然决定了英文的期刊拥有更多更广泛的读者群。用英文发表的重要论文，很快就有相关领域的追随者。进行学术交流也一样，英文是最广泛使用的语言。这可能是国内研究者比较弱的一个地方。
第二个差距是在思维的系统训练上存在很大差异，这里面有教育的原因，也有文化的原因。一个优秀的科学家，需要跟其他研究人员有良好的互动，可是在我国几乎不存在这样的条件。比如国外的大学有一套本科生培养体系，教授可以把课题拆成很多小部分，让本科生、研究生来参与研究，经过多年积累，老师就有很漂亮的数据，可是我们国家这样的体系没有建立起来。
从另外一个角度，如果化石材料非常好，可能反过来会抑制你去做很细致的工作。人总是有惰性的，基于好化石的文章容易被杂志接受，即便研究不够细致。这样无形中会让你的研究风格转向多快型。当然，我们在实际工作中会尽量注意平衡，而不是仅仅追求文章的数量。
发展中的古生物
果壳网：从方法学上来说，中国的古生物学的进步具体有什么体现？
徐星：从大的背景讲，现在大量中国的科研人员真正接触到了同行评议的系统，包括古生物学工作者在内。这样，我们开始知道这个学科的研究重点是什么，研究热点是什么，主流的思想和方法是什么。这对于推动中国古生物学的发展非常重要。
具体而言，过去古生物学的分析往往是定性的，把化石描述出来，而近30年来，基本的研究方法慢慢转变为定量，这几年，包括系统分析在内的各种定量方法的应用已经很普遍了。当然，新方法本身也存在很多的问题，目前也有很多的讨论如何去改善这些方法，但不能否认这是一个进步。
果壳网：古生物学未来的研究方法会如何？
徐星：古生物学现在已经开始往两个方向发展：一个是追随现代生物学的发展，比如生态和发育方向的研究。不久前，华大基因做了一个大概60万年前野驴的基因组，把绝灭物种的基因组做出来。这很了不起。在这个基础上，还可以发展一系列相关的研究。
另一个方向就是跟传统的地质学更加紧密地结合，尤其跟环境方面，比如环境对物种多样性和对生态系统稳定性的影响。从目前来看可以肯定，这样学科交叉结合的研究会越来越多。
做一个有勇气的古生物学家
果壳网：“古盗鸟”事件也差不多有十多年了吧，中国的化石造假状况这些年好些吗？作为一个生物学家，你遇到过造假的化石吗？你会怎么选择怎么处理？
徐星：化石造假可能是中国比较独有的现象了，中国农民在这方面的创造力的确是第一流的。古生物学是一个特别依靠材料的学科，如果研究对象就是错的，其研究结果再惊人也都是错误的。对于严谨的研究者来说，会放弃对来源不清楚的化石或者非常奇怪的化石的研究，但不是每个人都有勇气放弃遇到的化石的，尤其是在这些化石能够产出有影响的论文的时候。
果壳网：你的研究结果受到过质疑吗？
徐星：我并不是百分百保证我的结论一定是正确的，我们关于始祖鸟属于恐爪龙类的结论，关于鸟类手指同源问题的观点，依然存在着争论。我们在得出一个很有趣的结论时，会对很多事情产生影响，这让我必须要认真地对待自己提出的每个观点。在始祖鸟研究中，有人采用了和我不同的研究方法，得出了不同的结论，这让我思考我们到底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能更好地进行科学研究，或许十年后大家会就这个问题取得一致观点。我们2003年有关“四翼恐龙”的研究也遇到了质疑，但现在看来，我们的观点应该是对的。我当然希望始祖鸟的研究也是如此，当然，谁对谁错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最终能够获得正确的知识。
给孩童写科学故事的科学家
果壳网：你的文章《飞上蓝天的恐龙》被选入了小学课本，除了写文章，你还参与了哪些科学传播类的活动，科学传播在您的工作中会占多少时间呢？你觉得古生物学方面的科学传播工作重要吗？
徐星：科学传播作现在在我工作中占得比例还蛮大的，算上去我一个周大约会有一天的时间用于科学传播，我不大有时间写文章，但也总有一些约稿答应人家总被催稿也会捱不过去。此外还有一些科学传播类的文章和书稿要审，博物馆的活动、讲座等等。
古生物在青少年科学传播方面有很大魅力，尤其是6-8岁的小男孩，几乎没有不喜欢恐龙的，这对他们将来喜欢自然，乃至自然科学，都是很好的引导。
果壳网：你最喜欢的恐龙是哪一种？你最喜欢的关于恐龙的纪录片或者科学传播节目是什么？
徐星：我最喜欢的恐龙是小盗龙，原因在于它的科学价值以及围绕小盗龙化石发生的故事。我其实很少看有关恐龙的纪录片和科学传播书。如果让我选一本，我会选美国作家乔纳生•威诺写的《鸟喙：加拉帕戈斯群岛考察记》这本有关生活在现在地球上的恐龙的故事。（编辑：闻菲）
化石不会说话，而徐星则是善于从化石中发掘并讲述精彩故事的人。
2013年8月，在他位于北京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办公室里，
徐星向果壳网分享他的故事。摄影：花落成蚀
百人同问 - 徐星
1. 科学是什么？
科学是人类在遵循一些基本原理和逻辑学基础上进行了实践活动，这些活动能够帮助建立知识体系，并衍生出可检验的推论。
2. 科学能解决一切问题吗？
科学只是人类社会的一个构成部分，当然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
3. 你如何看待科学和宗教的关系？
宗教显然也是人类社会的另外一个重要构成部分，二者没有直接关系，是针对人类社会的不同方面，无法直接对比。
4. 谁对你的影响最大？
我的父母。
5. 如果能与过去某人对话，你最想见谁？
一时想不起来。
6. 如果不当科学家，你可能会做什么？
不做自然科学工作者，也很可能做社会科学的研究。
@Ent 对此文采访亦有贡献；@momo 对此文整理有贡献。
想了解古生物学家们是怎么寻找化石、挖掘化石，研究一块具体的化石的，
请戳这里：与徐星对话寐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