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莘莘深/编译）去年， 我给一群大学生讲了一堂课，主题是“神奇女侠、超级英雄和性别”。全班学生都相当感兴趣——特别是当他们发现我居然挺喜欢《暮光之城》的时候，感到既愤怒又好笑。但是最后，一个学生举手提了一个问题，内容大致是这样：“为什么我们要讨论这些废话呢？超级英雄电影只是虚构的娱乐，你应该只是坐在那里享受就好。为什么要想这么多呢？”

当你研究流行文化的时候——事实上，研究任何文化的时候，都常常会得到这样的回应。讨论洛夫克拉夫特作品中的种族主义，或者讨论动作电影里面的暴力，到底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关注的难道不应该是真正的种族主义，或者暴力，而不是这些虚构的表现形式吗？虚构作品按照定义就不真实啊。

“在虚构的故事当中寻求真实感的人脑袋一定有问题”——语出《凉宫春日的忧郁》2009版22话

有时候，这些反对观点的目的似乎是避免对话——人们通常会出于意识形态因素而不想讨论性别歧视，或者就只是不想对娱乐内容采取批判性态度。但是，问题本身依然存在：批评虚构作品里的现实世界问题，究竟有没有意义呢？

评论家的工作当然不只是对比虚构和现实

评论家艾萨克•巴特勒（Isaac Butler）在一篇深刻而专注的文章中，有力地论证了一个观点：至少在某些情况下，这样没有意义。巴特勒是在回应评论家中间的一种趋势，他称之为“现实主义谎言”——认为虚构作品需要核查，而评论家的工作就是审查电影，并指出其中不符合现实情况的地方。这样的评论家可能会指出你不可能在太空听到爆炸声（《星球大战》），或者监狱不会系统性地滥用保外就医程序把生病的犯人丢到街上（《女子监狱》）。“说到底，叙述性作品中最关键的地方在于，它创造出的世界和人物是不是让人感觉到真实和完整，足以服务于作品本身的目的。”他写到，“比如说，《饥饿游戏》中的社会经济结构完全站不住脚，但这无关紧要；重要的是，这个虚构世界能否推进小说的主旨，而不是削弱它。”

不过，巴特勒的论点是很窄的，只是针对于某一类特定的事实核查。他自己也写过严厉的批评，譬如《V字仇杀队》的政治主题为何是失败之作。他并不是要求我们要全面停止用现实世界的评价规则衡量虚构作品；但是他的论调很容易最终指向这个方向。如果对《饥饿游戏》的主要评判标准只是“这个虚构世界能否推进小说的主旨”，你要怎么去评论这部小说里对于暴力场景既厌恶又欣赏的矛盾态度呢？如果小说里对儿童的夸张暴行能够“推进”小说的主旨，若不参考真实世界的暴力又要怎么批评它呢？

虚构和现实，大脑分不清

杰弗里•扎克斯（Jeffery Zacks）的新书《闪烁：看电影的大脑》对这些问题提供了令人惊讶的回答。扎克斯是一位神经科学家，主要研究当你在看电影的时候你的大脑里面发生了些什么。书中最引人注目的讨论，是关于记忆和电影之间的联系。

巴特勒的观点的基础是，现实和虚构是分开的。这当然是对的，虚构的定义就是不真实。但这件事情，虽然你知道我也知道，扎克斯却展示出了强有力的证据表明：我们的大脑并不总是知道这一点。

譬如，他引用了安德鲁•巴特勒（Andrew Butler，和艾萨克·巴特勒不是亲戚）的一项心理学新研究，其中受试对象被要求读一段准确的历史文章，然后观看关于这段历史时期的好莱坞影片。好莱坞电影往往会严重地扭曲史实，比如，关于南北战争的电影《光荣战役》中，第五十四麻省黑人团主要是由逃跑的黑人奴隶组成的，实际上这个团的成员几乎都是北方的自由民。

《光荣战役》剧照。

所以这些心理学被试们有没有化身现实主义谎言批评家，开始对这部好莱坞影片肆无忌惮地挑刺？完全没有。相反，他们混淆了史实。扎克斯如此写道：

“稍后对观影者进行的记忆测试表明，电影中歪曲的历史给他们留下了惊人的影响。尽管他们在文章中阅读了正确的内容，他们还是认为大约40%的歪曲其实是正确的，而且无论他们是在观影前还是观影后阅读历史文章都没有差异。”

“这些研究可能低估了历史电影中的不良信息可能带来的影响，因为大部分的情况下你并不会在观看一部历史影片的前后去阅读准确的历史。”扎克斯补充道。如果《光荣战役》里面的第五十四团是由前奴隶组成的，很多观影者就会相信历史上的第五十四团真的是由前奴隶组成。在这部电影里面，这种设定使得大部分的士兵作战的目的是复仇而非正义；它弱化了自由黑人的存在，有意营造出“奴隶身份是所有非裔美国人的核心经历”的效果。电影强调了白人军官罗伯特•萧（Robert Shaw）和他的部队的距离感，但历史上双方同属于废奴主义者的圈子——著名废奴主义者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的几个儿子都在这个部队。在好莱坞电影里面歪曲历史会影响很多人对真实历史的印象，从而也会影响他们对当下的看法。

大脑的任务是建模，不区分原材料

为什么人们在区分事实和虚构时会有困难？扎克斯认为，答案是我们的大脑是建模机。“建模机理论的强版本认为，”扎克斯解释说，“当我们单纯地阅读故事并理解了它的时候，我们所激发的神经系统，和我们为真实世界建模时激发的神经系统是一样的。”

扎克斯用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fMRI）扫描观影者的大脑，来验证他的模型——他发现，比如，当屏幕中的人物伸手去拿一个物品的时候，fMRI扫描显示控制手运动的大脑区域也被激发了。基于这些发现和其它相关实验，扎克斯相信“对自己生活经历的记忆，和对故事的记忆，拥有同样的形态，因为它们形成的机制是相同的。”他总结道：“我们并不是用一个专门的桶用来放现实生活事件，另一个用来放电影的，还有一个放小说的”；你的建模大脑“十分乐意用各种原材料建模，无论是来自生活的，来自电影的，或者是来自书本的。”

这就是 “叙事电影和书籍之所以吸引人的一个重要方面”，扎克斯说，“它们迎合了我们的建模倾向。”但是这也是区分真实与虚构的困难所在。人类大脑用模型来理解现实，然而这个模型的标签是“虚构”还是“真实”却不怎么重要。

与其把虚构作品仅仅看成与现实毫不相干的娱乐，或许我们更应该把虚构作品看作是各种各样的模型——这个真实世界，我们拥有的这个唯一的世界的模型。当然，《霍比特人》里面有龙并不意味着龙是真实存在的——构建这些模型的很大一部分乐趣在于思考“如果……会怎样”，以及想象什么行得通什么行不通。但是《霍比特人》仍然是一个模型，讨论贪婪会如何影响我们，何时暴力是值得的、是崇高的，如何面对怪物，宅在家里和投身刺激的冒险相比哪个更有趣更高尚，哪些事情男性有权做女性却没有，如此等等。

《霍比特人》中几乎没有女性角色，而现实世界中的一半是由女性组成的，对此的批判并不是无事生非。指出《霍比特人》中女性的缺失，是为了批判现实世界的某个特定模型，在这个模型里，男性被表现为重要的存在，而女性只是默默无闻的背景板。就连令巴特勒不悦的那种事实核查，也有它的一席之地；如果《女子监狱》呈现了关于保外就医的错误信息，那么这就不仅仅是一个为了推动剧情的手法，还是一个关乎现实世界的模型，会影响人们的世界观。人们难以区分什么模型是真实的，什么不是；告诉他们一些事实，让他们对虚构作品中的虚假内容保持警惕，这可能不是批评的最高境界，但它有真实而合理的作用。

《闪烁》一书认为，艺术会影响我们，其方式既宏大又微妙。它影响着我们的记忆、我们的信念——甚至，扎克斯令人信服地指出，我们使用暴力的倾向。艺术是我们的大脑对世界思考的产物。这意味着讨论艺术并不是偏离了现实；恰恰相反，讨论艺术就是讨论现实本身。（编辑：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