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水稻起源的争论是一个国际性的学术问题，那么小麦起源的争论就更像是一场中国学者发起的单方面战争。西方有个成语叫“茶杯里的风暴”，比喻那些看似很严重、实则不值得认真对待的东西，在世界其他地区的学者看来，小麦起源的争论恐怕就是这么一场“长城里的风暴”。
这多少可以理解。在中国，水稻和小麦是最重要的两种谷物。虽然现在玉米的产量要高于水稻和小麦排第一（2014年中国玉米产量为2.16亿吨，稻谷产量为2.06亿吨，小麦则为1.26亿吨），但在2012年之前，玉米产量不及水稻，在1995年之前也不及小麦，可以说完全是个崭新的“暴发户”。更何况，相当一部分玉米都拿来喂牲畜或做工业原料了，仅就直接食用的主粮而言，水稻和小麦在中国的冠亚军地位仍然是无可撼动的。
待收获的小麦田。图片：shutterstock.com
更有趣的是，除去东北地区之外，水稻的主要栽培地在中国南方，而小麦的主要栽培地在中国北方。尽管二者的分布在长江中下游两侧出现重叠，但这个在国人心目中显然归属于“南方”的地区的居民仍然以稻米为主粮。这样一来，稻和麦的对立就成为中国南北文化区别的最大象征。每当号称面向全国的中央电视台在春节期间使劲宣传饺子这种典型北方食物的时候，总有一些习惯吃汤圆贺岁的南方人觉得隔膜，甚至忍不住要吐槽。而在2014年，《科学》杂志更是刊登了一篇争议性论文，声称水稻和小麦的不同栽培方式深刻影响了中国南北居民的心理素质，让南方人更倾向于集体主义，而北方人更倾向于个人主义[1]。
既然水稻和小麦在中国是这样两种充满文化象征意义的主粮作物，有那么多爱国的中国学者竭力要论证它们由中国人独立驯化，也就不足为奇。经过上百年的争论，水稻的起源地终于基本确认是在中国南方，让很多人颇为欣慰。但是对于小麦来说，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历史悠久的西方谷物
小麦和水稻同属于禾本科。除去热带地区一些罕见陌生的种类外，整个禾本科可以分成势均力敌的两大支。一支的名字叫“PACMAD”，是由它所包含的6个亚科（顾名思义是科的次级划分单位）学名的首字母拼成的；另一支的名字则叫“BEP”，也是由它所包含的3个亚科学名的首字母拼成的。
小麦和水稻都属于BEP支，不过分属于不同的亚科。水稻所在的“E”亚科（皱稃草亚科Ehrhartoideae）和另一个“B”亚科（竹亚科Bambusoideae）主要在热带、亚热带地区演化，但小麦所在的“P”亚科（早熟禾亚科Pooideae）却勇敢地离开了热带，向温带、寒带和高山地区开拓，从而成为禾本科中最大的亚科。茫茫欧亚草原上的优势草种针茅，以及草地早熟禾这种中国北方最常见的草坪草，就分别属于两个各有几百种的世界性大属——针茅属（Stipa）和早熟禾属（Poa）。禾本科的学名Poaceae就是由早熟禾属的学名而来。
针茅（S. capillata）在欧亚草原上非常常见。图片：shutterstock.com
相比之下，小麦属（Triticum）实在是个小得不起眼的属。事实上，在大约250万年前小麦属刚刚与近缘的山羊草属（Aegilops）分开时，它只有孤零零的一个种。直到大约100万年前，这个种才分化成两个彼此出现了生殖隔离的种：一粒小麦（T. monococcum）和乌拉尔图小麦（T. urartu）。最早在大约50万前，乌拉尔图小麦和山羊草属植物拟山羊草（Aegilops speltoides）发生天然杂交，幸运地克服了生殖隔离，形成了野生的二粒小麦（T. turgidum）。差不多也是这个时候，乌拉尔图小麦还和另一种尚未确定的山羊草属植物（有学者认为也是拟山羊草）发生天然杂交，形成了野生的提莫非维小麦（T. timopheevii）[2]。这样到1.4万年前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的时候，小麦属满打满算也不过只有4个野生种，其中分布最广的野生一粒小麦主要生长在今土耳其安纳托利亚高原的石质山坡上，最西只到欧洲巴尔干半岛东部（今属希腊、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塞尔维亚），最东也只到外高加索地区（今属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
然而，比起针茅属或早熟禾属来，小麦属的成员生来就适于作为粮食作物。它们的主要栖息地位于亚洲大陆的西海岸中纬度地区，在海陆位置和大气环流的作用下形成了全球少见的地中海气候。这种气候的最大特点是冬季温和多雨，夏季却炎热干燥，而且极为漫长。为了熬过漫漫夏季，野生小麦演化成了一年生植物，种子在冬季到来之前萌发，以幼苗的形式越冬，再在春季迅速拔高、开花结实；等酷夏到来之时，全株早已死亡，只剩下土壤中休眠的种子静静蛰伏着，等待下一个冬天的到来。正是因为每一代小麦都只有不到一年性命，把营养过多用在自己身上毫无益处，于是它们就把大量精力花在培养下一代之上，把种子“喂”得又大又饱满——有了充足的营养，这些后代在自己死后顺利长大的机率可以高一些。
正巧，这些硕大的谷粒也非常适合人类采集食用。在人类文明史上有个重要的地理概念叫“新月沃地”（Fertile Crescent），它西起尼罗河下游河谷，经地中海东岸（今巴勒斯坦、以色列、黎巴嫩、约旦西部和叙利亚）到安纳托利亚高原南部，再沿两河（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平原转向东南，止于波斯湾，整个地域的形状略呈新月形。最早生活在这一地区的古人类过的是狩猎–采集生活，野生小麦很早就成了采集者青睐的对象。
一粒小麦的成熟麦穗。图片：shutterstock.com
到了1.45万年前，新月沃地的降水量明显增加，环境的改善让一部分人过上了定居生活。为了收割住地附近的野生谷物，他们把石头磨成镰刀；为了把谷物磨成粉，他们又把石头磨成杵臼。正是磨制石器的大量出现，标志着人类进入了新石器时代。然而到了1.28万年前，整个地球突然经历了一场地质学上叫做“新仙女木事件”的气候剧变，新月沃地重新变得干冷，野生动植物资源都大为减少，已经无法满足膨胀的人口的需求了。绝望中的西亚先民们被迫学着种植植物，主动给自己生产粮食——人类最早的农业就这样起源了[3]。
早就被西亚先民们所利用的小麦，这时候自然也就成为人类首批驯化的农作物之一。第一种驯化的野生小麦是一粒小麦，至迟到1.06 万年前已经在今土耳其东南部山区驯化。紧随其后的是二粒小麦。而到大约8000年前，在外高加索到伊朗北部的里海沿岸，栽培二粒小麦偶然与又一种野生山羊草属植物节节麦（Aegilops tauschii，也叫粗山羊草）发生天然杂交，最终形成了普通小麦——也就是小麦属的第5个种。由于普通小麦对环境有更强的忍耐性（特别是更耐寒），它很快就取代了早先栽培的一粒小麦和二粒小麦，成为今天栽培最广、我们最熟悉的小麦。后来，野生提莫非维小麦也得到了驯化，但今天仅在格鲁吉亚西部有少量栽培。1960年，苏联植物学家在那里的麦田中意外地发现了又一种小麦——由提莫非维小麦和野生一粒小麦天然杂交形成的茹氏小麦（T. zhukovskyi）。这样一来，小麦属现在便有了6个种。
小麦属各种的倍性与分布
小麦属和山羊草属植物是如何最终杂交形成普通小麦的。图片：David Morrison自Marcussen T et al, Science 345(6194):1250092，汉化：老猫
用一句话来总结的话，小麦是由亚洲大陆西部的特殊气候养育而成的造物，是地地道道的“西方谷物”。
胸怀大志的东方人
上面这幅小麦起源的最新图景里面，有很多细节是直到最近十几年才知道的。然而早在九十年前，这个图景的框架就已经确定了。耐人寻味的是，给小麦起源奠定了最坚实证据的人并不是西方人，而是亚洲东部的——日本人。
1853年，美国的炮舰叩开了日本国门，结束了日本两百多年的“锁国时代”。1867年，德川幕府倒台，新登基的明治天皇在次年开始了全方位改革，史称“明治维新”。1869年幕府残余势力在北海道发起叛乱，叛乱平定之后，这片地广人稀的土地成了日本大开发的重点地区。日本人虚心向刚刚敲打了自己的美国学习，大力延请美国农学家和农业官员来北海道考察，为北海道农业的发展出谋划策。1876年札幌农学校成立，日本政府就大力聘请美国马萨诸塞州农科大学校长克拉克（William S. Clark）担当副校长。尽管克拉克在日本只待了8个月，却为札幌农学校日后的发展做出了奠基性贡献。当他告别学校时，一年级新生们为了送别，和他一起在札幌附近的岛松骑马。离别的气氛感染了克拉克，在和学生们分手的时候，他忍不住在马上吼出了那句在全日本不胫而走的名言：“少年啊，要胸怀大志！”
如今这句名言在日本也随处可见。图片：wiki commons / Ozizo
的确，这句话充分表达了极力想要以科技、工业和军事强国，希望与西方列强平起平坐的新一代日本人的心声。很多年轻的学子从温暖的日本南方出发，满怀热情地来到苦寒的“北大荒”求学，希望能够为日本的农业和农学献出自己的力量。坂村彻（さかむら てつ, 1888–1980）和木原均（きはら ひとし, 1893–1986）就是其中的两位杰出代表。
坂村彻是广岛人，1913年从札幌农学校毕业之后留校任教，研究植物生理学。其中一个课题，就是确定小麦的染色体数。19世纪70年代，两位德国实验生物学家施特拉斯伯格（E.A. Strasburger）和弗莱明（Walter Flemming）分别在植物细胞和动物细胞中发现了一种可以用碱性染料染成深色的物质，后来命名为“染色质”。他们俩还发现，染色质平时分散在细胞核内，形成弥漫状的模糊一片，但在细胞分裂的时候却会浓缩起来，呈现为形态明确、数目固定的许多短棒状结构，这就是“染色体”。20世纪初，生物学家又确定染色体是生物遗传物质的载体。
坂村彻耐心地制作了小麦分裂细胞的切片。通过仔细计数，他发现一粒小麦一般细胞中的染色体数是14条，二粒小麦是28条，普通小麦则是42条，三者刚好是1:2:3的关系。这个成果于1918年发表，科学界从此终于搞清了几种小麦的染色体数，这对于小麦遗传学研究来说是奠基性的贡献。然而，因为要受政府委派去德国留学，坂村彻不得不停止了这方面的研究，而把全部工作委托给木原均[4]。
木原均是东京人，1912年考入札幌农学校。1918年学校改名为“北海道帝国大学”（战后又改为北海道大学），他也在这一年毕业。木原均后来回忆说，在他还是大学生的时候曾经听坂村彻学长做过题为“遗传物质的载体”的演讲，被新兴的遗传学研究深深吸引，由此确定了毕生的研究方向。接手小麦染色体研究的工作后，木原均就把它当成了自己的研究生课题。
通过6年研究（实际上是5年，因为其中有一年他在天皇的近卫军中服役），31岁的木原均在1924年完成的博士论文中指出：二粒小麦的28条染色体里有14条与一粒小麦颇为相似，说明它很可能是一粒小麦和另一种含14条染色体的植物的杂交产物，而且在杂交后同时拥有了这两个祖先种的全部染色体；与此类似，普通小麦的42条染色体中也有28条与二粒小麦非常相似，说明它一定是二粒小麦和第三种含14条染色体的植物（后来木原均确定是节节麦）的杂交产物。用施特拉斯伯格发明的术语来说，含14条染色体的种，因为其染色体可以分成数目相等的两套，彼此配成7对，所以是“二倍体”；含28条染色体的二粒小麦因为拥有一个祖先种的两套染色体和另一个祖先种的两套染色体，一共是四套，所以是四倍体；以此类推，普通小麦就是六倍体，它和二粒小麦都属于“多倍体”。
小麦体内的三套染色体。图片：Zhang HK, PNAS 110(9):3447–3452
尽管木原均当时并不知道一粒小麦和乌拉尔图小麦的区别，也不能确定二粒小麦的另一个祖先种是拟山羊草，但他做出的这个划时代的发现不仅对小麦遗传学和育种意义重大，对人们认识小麦的分类和起源也起了决定性作用。以前，分类学家只会用形态特征给小麦分类，结果越分越细，前后发表的种竟然多达几十个。有了染色体的证据之后，人们才意识到划分得这么细根本没有必要，应该把染色体型相同、彼此杂交可育的种都归并起来。举例来说，野生二粒小麦的麦穗在成熟之后会节节断裂，把籽粒散落在地上；相比之下，栽培二粒小麦的麦穗就不会断裂，籽粒成熟之后仍然留在植株上，收获起来很方便。然而，有的栽培品种籽粒外面有紧紧贴生的皮壳，加工不易，另一些栽培品种的外壳却很容易和麦粒分开。传统分类学家会把野生散穗类型、栽培带皮类型和栽培裸粒类型分成至少3个不同的种（有的学者分得更多），然而染色体分析表明它们其实就是同一个种，没有必要分开。同样，普通小麦过去也常分成3个带皮种和3个裸粒种，现在也都理所当然归并为一种了。
不仅如此，既然普通小麦是个杂交种，那么它的起源地就必然在有亲本分布的地方。野生节节麦的分布区主要在外高加索地区至中亚一线（20世纪80年代在新疆伊犁河谷也有发现），普通小麦自然只可能在这个地区起源。如果考虑到在节节麦的各个“家系”里面，染色体和普通小麦更接近的那些“家系”只分布在外高加索里海沿岸周边地区，那我们更可以把普通小麦的起源地缩小到这个范围。事实上，晚年木原均在20世纪50–60年代去外高加索地区考察之后，就已经信心十足地得出了小麦原产里海沿岸的结论；此后，分子生物学研究更是认定这个观点确凿无误[5]。如果用今天的国家来说，普通小麦不是起源于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就是起源于伊朗。
就这样，一位生于日本积极西化的年代的学者，一位深受西方来的那位克拉克副校长遗风滋润的学者，一位痴迷于棒球、网球和滑雪这些西方运动的学者——木原均，不仅很早就解决了小麦这类西方谷物的起源问题，而且为植物遗传学做出了卓越贡献。
东方古国的历史捍卫者
1920年，木原均随导师离开北海道来到京都帝国大学（战后改为京都大学），这里就成为他毕生工作的地方。木原均的研究启发了一位比他年轻6岁的同事筱田统（しのだ おさむ, 1899–1978）。筱田统兴趣广泛，对饮食文化研究尤其热衷。日本全面侵华期间，他被强制征兵到中国东北、华北从事昆虫防疫工作。生理学研究的主业干不成，他就利用这个机会用心考察中国各地的饮食风俗。日本战败之后，因为筱田统在战场上负了伤，没有体力再从事生理学研究，他便离开京都，到大阪的一所大学专门从事饮食文化史研究。
在筱田统看来，小麦既然起源于西亚，那么中国的小麦必是从西而来。经过对中国古籍的一番研究，筱田统得出了惊人的结论：小麦是在西汉张骞通西域之后才传入中国的，在此之前中国只有大麦没有小麦！这样一来，中国的小麦栽培史就硬生生被他砍得只剩2000多年。
正是筱田统的奇论，激起了中国农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的愤慨。他们比日本人更认真地搜罗证据、剖析文句，试图证明先秦的时候中国就有了小麦。南京农学院（今南京农业大学）的学者就曾认真阅读战国末年著作《吕氏春秋》中有关农作物的记载，发现在《任地》篇中有一段话是这样的：“孟夏之昔，杀三叶而获大麦。……日中出，狶首生而麦无叶，而从事于蓄藏。”这里的“孟夏之昔”就是农历四月下旬，“日中出”则是夏至（通常在农历五月）。既然在四月下旬已经收获了大麦，那么夏至时才“无叶”的“麦”就肯定不是大麦，而是小麦。“如果说先秦没有小麦，这个五月中收获的麦仍是大麦，为什么在同一篇文章里，相隔不过三十多字，要用麦和大麦两种名词呢？”这些学者们像语文老师一样反问道[6]。
成熟的大麦麦穗。图片：shutterstock.com
这样的文献证据总归不太令人信服，可是更可靠的考古证据却少得令人尴尬。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中国几乎就没有出土过什么先秦的小麦遗存，仅1955年在安徽亳县（今亳州）钓鱼台遗址中发现了一个陶鬲，其中有大量炭化谷粒，经中国小麦专家金善宝鉴定确属小麦无疑。尽管钓鱼台遗址中包含有龙山时代（约5000–4000年前）的遗物，但从陶鬲的器形来看，它却属于西周时期[7]。不过不管怎样，这个发现总算证明了中国至少在周代是有小麦栽培的。
20世纪80年代之后，中国陆续发现了更多可靠的上古小麦遗存，考古学家们在发言时也有了更多底气。除了西藏的一个遗址外，这些遗存的分布范围西起甘肃，东到山东，以黄河中下游流域为多。有趣的是，这些小麦遗存没有一个早于龙山时代，却在龙山时代刚开始的几百年间，在甘肃河西走廊、陕西关中平原和山东海滨几乎“同时”出现[8]。这样一来，筱田统的“小麦在汉代才传入中国”的假说也就彻底不成立了。
目前，大部分严肃学者都承认，普通小麦这个种在西亚起源之后，沿史前的“青铜之路”在大约5000年前传入中国，很快扩散到华北各个史前文明中。所以商族人在创造甲骨文时，就给小麦造了一个象形字——來，上半部像成熟的麦穗，下半部像麦根。正巧，表示“到来”之意的“来”这个词的发音和“麦”这个词近似，在上古汉语中都以复辅音ml-开头，所以人们又借用“來”字表示“到来”。后来为了区别这两个词，人们又在“來”下面加上表示行走之义的偏旁“夂”，造出形声字“麥”，最初大概专用于表示“到来”之意。但不知怎的，最后反而是“麥”（现在简化为“麦”）专指小麦，而“來”（现在简化为“来”）专指“到来”，正好颠倒了一下，这就是清代文字学家朱骏声发现的“承用互易”现象。
然而，小麦这种适应于地中海气候的西方谷物本来是不太适应中国北方的温带季风气候的，春天的干旱尤其致命。所以一直到秦代，小麦都只能种在灌溉比较容易的河岸地带，栽培面积有限，产量也就不高。直到汉代以后，政府大力修建水利工程，改善了离河较远的旱地的灌溉条件，小麦才逐渐普及开来，把麦粒磨成面粉食用的“粉食”法也随之在中国北方普及开来。因此，尽管我们不能说小麦在西汉以后才传入中国，但面食文化的确是在西汉以后才在中国流行开来的。
长城里的守望者
本来，学界有人提出一些极端观点，后人用更多的证据和更严密的论述对它们进行扬弃，肯定其中的合理成分，否定其中的过火成分，得到比较公允的结论，才是正常的学术研究。对于学者来说，最忌讳的事情莫过于被非理性的情感全盘控制，在面对过火观点的时候采取以极端对极端的激烈态度。遗憾的是，在中国学界恰恰就有这么一群矫枉过正的人。
19世纪末，曾经有一些西方学者主张中国文化甚至中国人都从西亚而来，其中的代表者是法裔英国人拉克伯里（Terrien de Lacouperie, 1844–1894），他就曾牵强附会地说黄帝（Hwangti）是率部族东迁的古巴比伦国王纳洪台（Nakhunte）[9]。经过日本人的二传之后，这些极端学术观点一度引发了中国学界的极大震动，虽然有些人因为种种原因（比如在清末为了排满的需要）热情地接受了它们，但到了20世纪30年代，在更多的证据面前，大多数人都抱以否定态度。
然而，中华民族长期遭受西方列强侵略的屈辱历史让中国古人类学界对这种“西来说”始终耿耿于怀。1921年瑞典学者安特生（J.G. Andersson）在北京周口店发掘出北京人化石之后，长期研究这些化石的德国学者魏敦瑞（Franz Weidenreich）据此提出了现代人“多地起源说”，认为亚洲人、非洲人、欧洲人分别由当地的猿人演化而来，以北京人为代表的东亚猿人就是现代中国人的祖先。这个“多地起源说”正中“爱国学者”们的下怀，在中国古人类学界竟然成了一种具有政治正确性的理论，于是他们就钻了另一个牛角尖——否认国际学界一切有关中国文化和中国人西来的论述。即使在分子生物学证据表明现代中国人的祖先确实在大约7万年前走出非洲、4万年前才抵达东亚之后，这些学者仍然在想尽一切办法否定、驳斥这个国际主流学说。
中国古动物馆展出的北京人头骨复制品。现在学界普遍认为，6万到4万年前源于非洲的智人（Homo sapiens）到达现在中国南部，取代了原本生活在亚洲的直立人（H. erectus），包括北京人的后代。图片：wiki commons / Yan Li
在这样的气氛下熏陶出来的一些中国古人类学家，染指作物起源问题的时候自然也深受影响。1989年，陕西就有一位古人类学家强行插手小麦起源问题，极力主张普通小麦在中国独立起源。在文章一开始，他就用情绪化语言批评“西来说”正在“借尸还魂”，随后便连点几个试图让“西来说”还魂的国外学者的名字，筱田统自然也在其中。接下来，这位长期研究陕西蓝田猿人的老学者便施展了“不承认”大法——不承认西亚考古发掘记录是可靠的，不承认中国古代文献记录是不可靠的，不承认西亚早期农业活动对普通小麦杂交起源的促进作用，不承认普通小麦在西亚地区的单次起源……[10]如果他知道了现在从分子生物学角度对小麦起源所做的研究，大概也要不承认用分子生物学这门同样从西方传来的学科开展作物起源研究的合理性吧。其他主张小麦在中国独立起源的人，基本也都遵循类似的辩论套路。
然而，学术终究是要向前走的。分子研究无可争议地表明小麦、黄牛、山羊、绵羊、马全都是西来的生物，而越来越多的考古证据也表明青铜冶炼、车轮的使用等重要技术很可能也是在史前时代从西方传来的。考虑到远古时期几千年的时间跨度，亚欧大陆的古代文化交流并没有某些人想当然以为的那样罕见，大陆东西方的先民甚至有可能早就通过中亚半定居的斯基泰人的中介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古代世界体系”。否认“西来说”，并不代表就要否定一切生物资源和文化技术西来的可能性；而承认有些资源和文化来自西方，也完全无损于中华文明的伟大。事实上，正是因为从早期的小麦、青铜器到最近一百年来的科学和民主思想等文化不断自西方而来，中华文明才能不断成长壮大。如果有人想要在各个领域当中国人民的守望者，恣意用各种有形无形的“长城”切断这条文化西来之路，中华文明并不会变得纯洁，只会失去很多继续发展的动力。
至少在农史领域，21世纪的中国学术著作还在反复申说“小麦起源是个没有定论的问题”，有的人更大力论述“中国小麦起源于山东，莱人因为最早种小麦（来）而得名为‘莱’”，而且美其名曰“创意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研究”。当我看到这些的时候，我感受到的并不是学术自由。（编辑：老猫）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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