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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可以变恶魔?斯坦福监狱实验的真实启示录

Ghost1984  /译)1971年8月17日的早晨,帕罗奥多(Palo Alto)警方拜访了九位年轻人。在邻里瞩目之下,九人因违反刑法第211条和第459条(武装抢劫及入室盗窃),被捕,被搜查,被拷上手铐,被塞进一辆警车车厢。车队将他们带至帕罗奥多警局,在那里立案,录指纹,羁押,蒙眼。最终,他们被移交到斯坦福县监狱(Stanford County Prison)——暨斯坦福大学心理学系。 

他们是社会心理学史上最具争议的研究之一——斯坦福监狱实验的志愿参与者

这项研究的对象为中产阶级出身的大学生,他们的家庭背景、身体和精神健康病史,以及社会行为等方面事先都进行过问卷调查,结果均显示“正常”;实验中,他们通过扔硬币被随机分为囚犯和看守。根据实验进展,研究最初的二十四小时内,在几乎没有得到指令的情况下,看守们便开始对囚犯进行肉体和心理上的虐待。囚犯变得逆来顺受,丧失自我感,没有只言片语的反抗。实验中出现的行为如此极端,导致本计划持续两周的实验,在仅仅六天之后便被终止。

 

电影《斯坦福监狱实验》中的场景。这部新上映的电影源于这项极其著名却又广受误解的研究,是一部剧情片,而非纪录片。由参演过《几近成名》(Almost Famous)的比利·克鲁德普(Billy Crudup)担纲,饰演首席研究员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Zimbardo),2015年7月17日上映。图片来源:SPENCER SHWETZ,SUNDANCE INSTITUTE

在斯坦福监狱实验不到十年之前,米尔格拉姆服从性研究(Milgram obedience study)表明,一经权威人士鼓舞,普通人便乐于以他们认为痛苦或者可能致命的电流电击同伴。在很多人看来,斯坦福实验强调了这些发现,显示如果赋予了过多的权力,普通人能够多么轻而易举地变成残忍的压迫者。时值四十五年后的今天,许多人回顾这项研究,来说明阿布格莱布(Abu Ghraib)看守的所作所为以及美国滥觞的警察暴力何以会出现。斯坦福监狱实验时常被引用,以此证明我们体内隐含的原始暴力冲动;据说这项实验表明,只要稍许推动,我们便都会变成暴君。

然而,斯坦福监狱实验的真正教训并没有那么清楚鲜明。从实验伊始,种种歧义便令研究扑朔迷离。即使如其所示,普通人隐藏着丑陋的内在,这项研究还是证明了环境能够塑造我们行为。这项研究,究竟指明人性的不可信赖,抑或是认为问题全怪糟糕的系统?仅仅针对监狱这个具体范畴,还是能够涵盖生活的方方面面?斯坦福监狱实验到底真正揭示了什么? 

这项实验的吸引力与其简洁的设置不无关系:囚犯、看守、假监狱,再加一些基本规则。然而,现实中,斯坦福县监狱是一个被严重操控的环境,看守和囚犯的行为方式,很大程度上早已注定,取决于他们所扮演角色。为了理解该实验的涵义,你必须看到:这个实验并非建立在一片空白之上;最初,实验目的就是体验在残酷监狱中的工作和生活。

甫一开始,看守的优势便被津巴多确立。研究结束不久,在他向斯坦福同事进行的陈述中,他描述了囚犯抵达监狱的程序:被扒光,搜查,“除虱”,随后发一套印有号码的长袍做统一囚服——津巴多管这叫做“连衣裙”,脚踝上拷着沉重的螺栓枷锁,蹬着松松垮垮的橡胶拖鞋,再戴一顶女士尼龙袜制成的帽子。“真正的男囚犯不穿连衣裙,”津巴多解释,“但我们了解到,真正的男囚犯的确会感到屈辱,雄风不再。我们想,通过让男囚犯不穿内衣钻进连衣裙,就可以快速地产生类似效果。”袜帽是用来代替囚犯所须的剃光头发。看守则身着卡其色制服,装备口哨、警棍,以及光可照人的太阳镜,灵感源于电影《铁窗喋血》(Cool Hand Luke)中的监狱看守。

通常,看守维护监狱运行时不会时时刻刻收到具体指令。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看守能够完全自主:津巴多自己就参与实验,扮演监狱主管。(狱中的“典狱长”也是一位研究者。)参与实验之前,囚犯和看守都了解不得使用身体暴力,而囚犯和看守之间的冲突时不时失去控制,违反了他们参与实验前就知晓的禁令。当“主管”和“典狱长”对这些事件视而不见时,向看守发出的信息再清楚不过:一切都好,尽管继续。参与者知道有人盯着这一切,毫无反馈则被解读为默许。这种被人观看的感觉或许鼓励了他们的表演欲。一名叫戴夫·埃谢尔曼(Dave Eshelman)的研究对象回忆自己如何“有意识地创造出”看守的人格。“我在高中和大学参加过各种戏剧排练。我非常熟悉这样的事:登台之前,换上另一副人格,” 埃谢尔曼说道。事实上,他补充道,“其实,我算是在那开展了自己的实验,这么说吧,我想看看在他们喊‘住手’之前,我能把这套推进到哪里?而这些人又能承受何等的虐待?”

此外,还有一些微妙因素影响了这个实验。一般认为,研究对象都是普通人,他们也的确被一系列测试判定为身心健康、 “普通平常”。然而,这其实是一个自我筛选的群体,他们被报纸广告吸引而来,而广告寻找的是愿意参与“一项针对监狱生活的心理学研究”的志愿者。在2007年的一项研究中,心理学家托马斯·卡纳汉(Thomas Carnahan)和山姆·麦克法兰(Sam McFarland)探究是否广告措辞本身造就了差别。他们先重登原始广告,再另行发布一条删去了“监狱生活”这个词的广告。结果发现,两个广告征召的参与者在一系列心理测试中取得了不同的分数。那些认为自己是来参加监狱生活研究的志愿者,在攻击性、独裁主义、不择手段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自恋度,以及社会支配倾向等指标上明显高出一筹,而在共情能力和利他行为方面则得分较低。

而且,即使在那个自我筛选的样本中,个人行为模式也大有不同。这项研究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生对群体身份作出的反应,放弃个人身份,成为顺从的“囚犯”或暴虐的“看守”。然而,事实上,参与者能够对监狱环境以各种方式做出反应。某些看守变得格外残忍,有些则保留了仁慈。很多本该顺服的囚犯进行了反抗。一名叫做理查德·雅可(Richard Yacco)的囚犯,回忆曾经“拒不服从一名看守的命令,宁愿关禁闭。作为囚犯,我们达成共识——大家意识到可以团结起来,消极抵抗,制造事端。” 

从这些细节中浮出的实验不再像张清晰的照片,更接近模糊的水彩。某些看守和囚犯行事令人吃惊,也是因为其所处环境“鼓励”——甚至是“要求”——这种行为而使然。津巴多自己始终对监狱实验的细节和性质开诚布公:他彻底解释过最初研究设置。在一份仅仅描述实验大体框架的早期评论中,他指出,只有“大约三分之一的看守变得暴虐,滥用权力。”(那也就是一共四个人。)那么,斯坦福监狱实验的传说——就像心理学实验的《蝇王》——究竟是怎样变得与真相分道扬镳,相去甚远?

部分应当归咎于津巴多早期对实验的评述。1971年10月,研究刚完成不久,实验方法和结果的严谨分析尚未发表,津巴多被要求在国会对监狱改革作证。他的证言颇具戏剧性,尽管他清楚地阐释了实验如何运行,却也让听众容易忽视真实的实验环境是何等高压。他描述研究是“试图理解成为囚犯或者监狱看守会导致何种心理。”然而,他还强调,参与研究的学生是“一代人中的佼佼者,”谈及,并未向看守下达任何具体指令,看守自主制定“自己的规则,以维护法律、秩序,以及尊严。”在解释结论时他说,“大多数”参与者发现,“很难清楚地区分自己和自己所扮演的角色,”以及,为期六天的研究显示:“这项囚禁体验,让人将一生所学——尽管短暂——但确实弃之如敝屐;人性价值被摒弃,自我认知受到挑战,人性中最丑陋、最底层、最病态的一面浮出水面。”在描述另一项相关研究对监狱生活的启迪时,他评论道,“单单只是向人们分配标签,管有些人叫囚犯,另一些人叫看守,就足以引发病态的行为。”

后来,津巴多将实验录像带交给NBC电视台,NBC在1971年11月26日为此做了一个专题节目。1973年4月号的《时代杂志》发表相关文章。多方报道以各种方式重申,环境相对轻微的改变,就能将最出类拔萃、最光彩照人的一群人变成残暴的野兽或者丧失自我的奴隶。当津巴多在1973年的一期《国际犯罪学与刑侦学》(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riminology and Penology)上发表关于此研究的正式论文时,对于此事件的观点已经成形固化,在国民意识中根深蒂固,以至于1975年一篇批评该实验方法的评论文章发表时,人们对之充耳不闻。 

四十年后,津巴多依然没有回避公众关注。他担任了《斯坦福监狱实验》电影的顾问,在电影中完全照搬原始实验细节,直接从实验记录出发撰写剧本,仅做出了极少的戏剧性改编。从很多方面来看,这部电影都是对这项研究的批判:克鲁德普饰演的津巴多是一名狂热的研究者,跨越了合适的界限,试图在他观察的学生中制造出非常具体的实验结果。电影制作者甚至强调了该实验设计有多么不可靠,并安插角色来指出津巴多并非一个公正的观察者。电影突出了一场真实对话:一位心理学家问津巴多,是否有一个“独立变量”。实验结束不久,向斯坦福同僚描述这项研究时,津巴多想起那次谈话:“令我惊讶的是,我当时真的对他火冒三丈,”他回忆道,“我下属人马的安全、监狱的稳定性岌岌可危,我却不得不和这些多愁善感的、软弱无能的,整天考虑平等啦、学术啦这样的笨蛋虚与委蛇,关心什么独立变量这样荒谬的东西。他问我的下一个问题是康复计划,这个蠢蛋!直到后来,我才意识到,那个时候,我已经在这个实验中走得太远。” 

泛泛地说,这部电影重申了约翰·马克(John Mark)的观点,这名当年的看守回忆时说道,津巴多对于实验中事件的诠释,过于先入为主,受自己预期的影响:“他希望能够证明,大学生,具有中产阶级背景的人······仅仅因为被分配了角色,被赋予了权力,就会自相残杀。根据我的经验,我所看到的,我所感受到的,这个看法真的过头了。”

如果斯坦福监狱实验模拟出一个更加文明的环境,囚犯和看守能否展现出不同的行为?2001年12月,斯蒂芬·莱谢尔(Stephen Reicher)和亚历山大·哈斯莱姆(Alexander Haslam)这两位心理学家试图有所斩获。他们与BBC的纪录片部门一起合作,部分复原了津巴多的实验环境,进行为期八天的研究。看守依然身着制服,有权稍加赏罚;囚犯安置在三人牢房中,与斯坦福县监狱的陈设几乎别无二致。主要区别在于,这家监狱没有预设的期望。在囚犯抵达前,看守们便被要求制定规则,他们仅仅被告知要让监狱平稳运行。(这就是所谓的BBC监狱研究,它与斯坦福监狱实验在其他几方面也有所不同,包括囚犯着装;而且,囚犯被告知,如果他们表现好,能够成为看守。可到第三天,这个承诺取消了,角色被固定下来。) 

BBC研究的最初几天,看守们显然并没有凝聚成一个集体。“几名看守对自己的权威本身及行使都持谨慎态度,”研究者写道。另一方面,囚犯则产生了集体认同。与斯坦福研究不同,心理学家要求所有参与者每天完成一份调查,衡量他自觉对他所在团体的归属程度;调查表明,随着看守们进一步分裂,囚犯们团结得越发紧密。第四天,三名室友决定碰碰运气。午餐时,一个人扔掉餐盘,要吃更好的食品,另一个要求吸烟,第三个希望医治脚上的水疱。看守们一团乱麻;有个看守甚至递给吸烟者一根烟。莱谢尔和哈斯莱姆写道,囚犯们返回牢房后,“高兴地手舞足蹈。”(“太他妈棒了,”一名囚犯评论道。)很快,更多囚犯开始挑战看守。点名时他们公然违纪,抱怨食品,顶嘴。第六天结束时,三名不服从的狱友爆发,占据看守的房间。“这时,”研究者写道,“所有人都看得出来,看守的统治难以为继,已然完蛋。” 

综合来看,这两项研究并不能说明我们全都具有先天的禀赋,随时变成残忍的暴君或者可怜的受害者。相反,研究表明,我们的行为很大程度上与自己的预期一致。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我们按照自己预期中“应当行事的方式”行事——尤其当这种预期源于自上而下的灌输时。在斯坦福实验的设置中,似乎应当奉行符合偏见的硬派看守风格,我们就努力适应角色。而BBC的研究者们告诉我们,不应该对社会流动性放弃希望,我们便据此行事。 

这种理解似乎削弱了斯坦福监狱实验的力量。然而,实际上,这却令研究的意义更加尖锐鲜明。就在六月初,传来了哈里发·布劳德(Kalief Browder)自杀的悲惨消息。布劳德十六岁在布朗克斯(Bronx)被捕,被控偷窃一只背包;被捕后,他被囚禁在雷克岛(Rikers)足足三年而没有得到审判。(最终,他的案件被驳回。)在雷克岛关押期间,布劳德成为囚犯和看守双方都施暴的对象,其中有些行为被录影捕捉下来。或许有人认为,监狱境况本就如此,因为人性本恶。然而,斯坦福监狱实验表明,极端行为源于极端制度。监狱并非白板一块。从事监管工作的看守也的确经历了自我筛选,就像津巴多的学生们自我筛选加入了监狱生活研究。正如津巴多的人马,从一开始,他们便被各种预期狂轰滥炸,预先设定的道德准则和行为模式构成了他们的成见。斯坦福研究的真正教训,并不是说随便哪个人都能够变成虐待狂和暴君,而是说特定的制度和环境导致了这种行为——而且,或许,也能够改变那些行为。(编辑:游识猷)

The End

发布于2015-07-22, 本文版权属于果壳网(guokr.com),禁止转载。如有需要,请联系果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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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ia Konnikova

玛利亚·康尼科娃(Maria Konnikova)是位记者和作家,专注心理学和文学,已出版《Mastermind: How to Think Like Sherlock Hol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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