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郡/编译）至少几十年以来，人们都被灌输着手提购物袋——也就是所谓“托特包”的优越性。我们被告知可重复使用的购物袋是好东西，因为它们对环境友好。相反，一次性购物袋则是危险物。为了减少废弃物，许多城市都已采取行动限制塑料购物袋的使用。许多商家已经停止提供塑料袋，或者给塑料袋定以适度但带惩罚性的价格。购物袋循环使用项目已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图片来源：Mario Anzuoni / Reuters

但实际上，帆布购物袋可能比其想要取而代之的塑料袋对环境更加有害。2008年，英国环境局（UKEA）发布了一项关于各种材质袋子的资源消耗情况的研究：纸袋、塑料袋、帆布袋以及可回收聚丙烯（无纺布）托特包。结果令人惊讶。在典型的使用和丢弃模式下，消费者如果想要使污染和碳排放量最小化，应该使用塑料袋并至少重复使用一次——比如用作垃圾袋或其他次要用途。在受调查的所有种类中，由高密度聚乙烯（HDPE，即食品店使用的塑料袋材质）制成的传统塑料袋每次使用造成的环境影响最小。对比之下，棉布托特包由于在制造和运输过程中需要更多资源，其导致全球变暖的潜在可能性及严重性远超其余材质。

这样的结果深深违背了我们的直觉。HDPE塑料袋具有异物感和人造感。它们挂在树梢上，卡住动物的食管，烂在垃圾填埋场里，堆积在城市里，降解成微小颗粒在大洋环流中漂浮——直至几百年后的未来。但是，虽然HDPE塑料袋不易降解，制造和运输它们需要的资源却非常少。塑料袋的碳排放量、废弃物产生量和副产物量都低于棉布袋或纸袋。塑料袋不仅可以循环使用，还价格低廉，种种优点让它们无处不在。即使在已经无法使用后很久，它们也依然不会消失。

英国环境局的研究计算出每只HDPE塑料袋的碳消耗略少于2千克。而为了达到与塑料袋相等的单次使用碳消耗，纸袋需要被使用7次。可回收聚丙烯制成的托特包需要26次，而棉布托特包需要327次。（虽然未在此研究中涉及，但带有皮革金属装饰的设计师款托特包需要的使用次数可想而知是天文数字。）

因有环境效益的名号傍身，托特包随之大规模地流行起来。许多店铺在收银处提供廉价（甚至免费）的可重复使用购物袋，上面带有商店logo。设计师们在保持托特包形式的基础上，将其设计得更具时尚感。非盈利组织和商家将托特包用作促销或推广赠品，这种举动的意味却自相矛盾：象征着责任心消费的同时，却是对资源的明显消耗。

而和塑料袋一样，托特包也会泛滥成灾。设计观察者网站（Design Observer）2009年一篇关于包的文章中，“品牌城市套装”的设计师迪米崔·西格尔（Dmitri Siegel）称在自己家中发现了共计23只来自各种组织、商店和品牌的托特包。与塑料袋一样，托特包现在也出现了无穷无尽之势。由于它无处不在，几乎没怎么用过（或崭新）的托特包被随意堆弃在路边，扔在城市公园的垃圾桶里，垃圾箱里，到处都是。托特包的充裕数量促使消费者将它们当成一次性用品，违背了其设计初衷。

图片来源：We Bare Bears“Tote Life”

这场低级且无重点的狂热行动本是为了避免正在迫近的生态灾难发生，但似乎反而帮了倒忙。纵观流行大众的环保主义，此类问题比比皆是。杏仁果园的用水量需求被食用肉类的人谴责；小心收集到公共垃圾桶里的垃圾漫出到街面上腐烂。有研究表明将肯亚种植的玫瑰空运到英国的碳足迹比从荷兰船运的要小，密西西比以东的美国人从法国进口葡萄酒对生态的破坏比从加州引进要小。可生物降解塑料制成的大量一次性容器和器皿在“绿色地”满足人们对一次性用具的需求，而不是质疑这种需求本身有无必要。虽然人们（勉强地）要求轿车和卡车应节约燃料和符合排放标准，但却对诸如油罐车、集装箱船和军用越野车一类交通工具视而不见——它们的碳排放能达到上千万倍。

西格尔认为设计师们是托特包过度饱和的罪魁祸首。他注意到托特包宽大平整，易于印刷，正是装饰设计和广告植入的绝佳对象。画廊、书店、精品眼镜店、食品店和纹身店都会为消费者提供托特包。托特包还曾一度成为爆款。他讲述了时尚设计师安雅·希德玛芝（Anya Hindmarch）的作品 “我不是一个塑料袋”托特包于2007年的发售：

这只包一开始只在伦敦的希德玛芝精品店、柯莱特时尚店和丹佛街集市里限量售卖，但当它在塞恩斯伯里超市开架销售后，8万人为了买到一只包而排起了队。进入台湾的店铺后，其需求量大到不得不动用防暴警察来控制蜂拥而上的人群，还有30人因此进了医院。

不论它们是精心制作的设计师作品，还是因日常使用被污损的促销产品，几乎没有托特包能足够持久、使用足够多次，直到与它们本应取代的塑料袋的资源消耗量相当。虽然围绕它的宣传总是关于经久耐用可持续的，但托特包还是逃脱不了破出孔洞、背带断裂和接缝开线的命运。它们也会被灰尘和污迹弄脏。

许多时尚品牌的包袋售价高达几百美元，其中的托特包也一路追踪贫富差距的加剧过程。为《华尔街日报》写作的艾伦·加默曼（Ellen Gamerman）在举例说明包袋转变成展示符号时，也引用了同样的希德玛芝包：

“35岁的莎拉·德贝伦（Sarah De Belen）来自纽约州霍博肯市，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她说自己每周要在食品店用掉30到40只塑料袋。去年年底，她在超市看到一位女士背伦敦设计师安雅·希德玛芝的大热帆布托特包后，便立即花45美元网购了一只。”
“但德贝伦女士马上意识到得需要12只托特包才能满足每次的食品平均采购量。‘它只能装下一颗生菜的大小，’她说。除此之外，她补充道，这只包太好，不适合用来装纸尿布或湿淋淋的鸡胸肉。”

每种产品在被制造和消费时都有某些理念灌注其中。图片网站或广告里的托特包的画面，显示的就是我们投射于它身上的理念。如其描绘的，人们用托特包装着新鲜水果和蔬菜，行走在阳光灿烂的农夫市集。他们三三两两，关系亲密。他们穿着随意而妥帖，适合温暖气候。他们手上没有拿电子设备。他们背着托特包去海滩、公园、艺术展开幕式和音乐会，穿行于世界性的城市社区与避世的田园牧歌之中。他们即满足，又具有创造性。他们是中产阶级。他们居住在托特包的梦想图景之中：健康，对废弃物有意识并对生态环境负责，适度的种族多样性、无忧无虑又具有生产力，富裕、宽容、爱冒险、乐观。

简而言之，他们拥有美德。

但托特包最具有（或最不具有）美德的特点便是：人们实际上并不怎么使用它们。市场调研公司埃德尔曼·伯兰（Edelman Berland）在2014年的一项网上调查中发现，约半数的调查对象尽管拥有可重复使用的袋子也明知其益处，但往往选择使用塑料袋而非前者。只有20%的投票者说他们更爱使用塑料袋，但所有调查对象中几乎半数都说通常不会可重复使用购物袋，就算它们更便宜也更获取。实际使用率可能还要更低，托特包的使用率大约只有10%。

只要托特包没有被主人们扔掉，其负面影响就能被保持在最小化——它们仍有可能被用上个327次。从生态学的观点看，托特包的最佳使用方法大概是两个极端之一：要么一直使用，要么从来不用。（编辑：Ent）

题图来源：Mario Anzuoni / Reut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