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锦衣Reload/译，vicko238、Ent/校）2016年，加州薪水最高的政府雇员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橄榄球队的主教练吉姆·莫拉（Jim Mora）。虽然后来他被解雇了，但那年他拿到了358万美元。排名第二的是拿到293万美元的库索·马丁（Cuonzo Martin），他是那时候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男子篮球队的主教练。加州州立医院的首席牙医维克多·哈利勒（Victor Khalil）赚到了68.6万美元；加州研究所的主任安妮·内维尔（Anne Neville）的收入是13.5万美元；加州税务局的单季度职工约翰·史密斯（John Smith）的收入是1.29万美元。

这些信息是我从由《萨克拉门托蜜蜂报》（the Sacramento Bee）管理的数据库中得到的。这个数据库对公众开放，可以通过姓名、部门进行检索，包含了30多万加州政府雇员的准确薪酬信息。现在加州大部分政府雇员可能都知道这个数据库了。但是在2008年，这个数据库刚刚建立的时候情况还不是如此。这让一个实验的出现有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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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位经济学家设计了一项实验，用以检验一些关于不平等的对立理论。根据一个理论，人们会从机遇的角度来评估他们的薪水。这一理论称为理性更新模型（rational-updating model）。如果人们发现他们的薪水少于其他同事，他们会“更新”对未来收入的预测，认为日后加薪的前景不错。反过来，比同事赚得多这件事情会让他们受到打击。他们会从相反的角度更新自己的预期。

根据另一项与之对立的理论，人们对于不平等的反应不是理性的，而是情绪化的。如果他们发现他们比同事赚得更少，他们不会将其视为可能加薪的信号，而是会将其作为自己不被赏识的证据。研究者把这一理论称为相对收入模型（relative income model）。根据该理论，知道自己收入较低的员工会感到生气，而发现自己收入较高的员工会觉得欣慰。

经济学家们为了完成研究，给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圣迭戈分校以及洛杉矶分校的数千名员工发送了一封邮件，提醒他们这个薪酬数据库的存在。这一举措让网站的访问量激增，许多员工都去偷偷查看其他人的薪酬了。

几天之后，研究者们发送了一封后续邮件。这次邮件里有一些问题，包括“你对你的工作满意程度如何”和“你对你这份工作的薪水或收入的满意程度如何”。上一次没有被提醒数据库存在的员工，这次也收到了他们发送的这份调查。研究者比较了两组人员的调查结果，发现确切来说研究结果和两种理论都不适配。

正如相对收入模型所预测的一样，那些发现自己比别人赚得少的人不太高兴。与控制组相比，他们对工作的满意程度更低，寻找新工作的意愿更强。但是涉及到较高收入的群体时，相对收入模型就不成立了。那些发现自己比同事赚得多的员工没有感受到愉悦。他们无动于衷。正如论文中，经济学家对这项研究的总结一样，查阅薪水数据库“对收入在单位和职业中位数水平以下的员工有负面影响”，而“对于收入高于中位数水平的员工没有影响”。

经济学家从他们这项研究中获得的信息是，雇主“有强烈的动机”来保持薪水的隐秘性。假定加州政府雇员可以代表更广泛群体的话，这项研究还提出了一个更大的、更令人不安的结论。在一个财富集于顶端的社会中——换句话说，就是像我们所处的这样社会中——没有真正的赢家，只有大量的输家。

心理学家基思·佩恩（Keith Payne）清楚记得他意识到自己很穷的那一刻。那时他四年级，站在肯塔基州西部一所小学的食堂队列里。佩恩不需要为食物付钱——他家的收入很低，低到有资格让他获得学校的免费午餐。通常收银员会挥挥手让他通过。但有这么一天，收银台来了个新人。她让佩恩付1.25美元，而佩恩没有钱。佩恩感到非常难堪。突然间，他意识到他和那些从口袋里掏出现金的孩子们不一样。

“对我而言，那个瞬间改变了一切。”佩恩在《垮掉的梯子：不平等如何影响我们的思考、生活以及死亡》（The Broken Ladder: How Inequality Affects the Way We Think, Live, and Die）里写道。虽然从严格的经济角度来看，那一天什么都没有发生，佩恩的家庭和昨天一样有钱（或者说和昨天一样没钱），但是那天下午在食堂佩恩开始意识到他处于梯子上的哪个梯级。他开始为他的着装、他讲话的方式，甚至是他的发型感到尴尬——他的头发是在家里用一个碗剪的。“我本来就是个害羞的孩子，那之后在学校里我几乎完全不说话了。”佩恩回忆道。

佩恩现在是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的一名教授。他开始相信，至少在像美国这样的国家里（大部分在贫困线以下的美国人也拥有电视机、微波炉还有手机），贫穷所带来的真正害处是一种主观上的贫穷感。这种贫穷感并不局限于那些收入处于末五分之一的人。在一个会与邻居比较收入的世界里，人们很有可能在有不错收入的同时感到钱还是不够。“不像银行账目中包含数字的固定纵列，身份地位总是变动的，因为它被与他人的不断对比所定义。”佩恩写道。

另一方面，感受到贫穷带来的影响远不限于感受本身。那些认为自己贫穷的人会做出和其他人不同的选择，一般来说会是更差的选择。想想赌博。花几块钱去买一张劲球（美国的全国性彩票），而这张彩票能获奖的机会只有三百万分之一，这怎么样都不能算好的选择，尤其是对于那些勉强维持收支平衡的人来说。然而美国低收入人群购买彩票的比例非常高，高到有时候博彩行业被称为“对穷人的税收”。

对此的一个解释是穷人会有更冒险的行为，而这就是他们最初成为穷人的原因。按照佩恩的说法，这种思考方法把因果弄反了。他援引了加拿大心理学家做的一项关于赌博的研究。研究者先询问了一些关于被试财务状况的试探性问题，随后让他们用标准自由支配收入指数（Normative Discretionary Income Index）给自己评分。事实上，这个量表是编造的，得分也是经过研究者操纵的，结果跟他们实际的财务状态没有一点儿关系。有一些被试被误导，开始相信他们有比别人更多或更少的自由支配收入。最后，研究者给了被试每人20美元，让他们选择拿走或者用于在电脑卡牌游戏里赌博。那些相信自己量表中评分低的人更愿意将钱花在这个卡牌游戏上。或者正如佩恩提到的那样，“感到贫穷让人更愿意去掷骰子。”

在另一项佩恩和他的同事实施的研究中，被试被分成两组然后进行一系列的赌博。每一次赌博，他们会被给予一个低风险、低回报的选项（100％的机会赢得15美分）和一个高风险、高回报的选项（10％的机会赢得150美分）。在开始之前，两组的成员会被告知关于之前参与者表现的故事（也是虚构的）。第一组被告知最成功的玩家和最不成功的玩家之间的差距仅仅是几美分，而在第二组听到的故事里，这个差距要大很多。在随后的实验中，比起第一组，第二组的组员在游戏中更多地选择了高风险、高回报的选项。佩恩认为，这个实验“首次证实了不平等本身可以导致高风险行为的出现”。

佩恩指出，人们对种族的态度也和贫困体验有所联系。这里佩恩引用了纽约大学心理学家的研究。在研究中，研究者给被试10美元去玩一个在线游戏。一些被试被告知，如果他们运气更好的话本可以收到100美元。被试全部是白人，他们会看到成对的面孔图像，然后选出他们认为看起来“最黑的”。所有图像都是经过多种方式处理过的混合照片。平均来看，“不幸组”的被试会挑选那些比控制组更黑的人像。“感到自己处于弱势会增大他们对种族差异的感知。”佩恩写道。

《垮掉的梯子》里写满了这样的研究。其中一些比另一些更具有说服力，佩恩所写的推断似乎超出了数据说明范围的情况并不少见。但是他收集的大量证据让人信服。那些感到贫苦的人认为自己能力更差。他们更容易受到阴谋论的影响，也更容易出现健康问题。一项对英国公务员的研究发现，根据人们对自己身份地位的评级能更好的预测他们健康状态，而不是教育水平和实际收入水平。

这所有的一切让佩恩担心起未来的发展。在人均收入方面，美国在所有国家中名列前茅。但是，那1％的富人和其他人的差距越来越大，这造成的主观影响就是普遍贫困化。“不平等在我们脑中和贫穷如此相似。比起超级大国，美国有着许多和发展中国家更相似的特征。”他写道。

雷切尔·谢尔曼（Rachel Sherman）是纽约新学院的一名社会学教授。和佩恩一样，她也研究不平等。但是谢尔曼的关注点更加具体。“虽然富人们的图片在社交媒体上扩散，但是在当下历史时刻富有是何种体验，我们仍然知之甚少。”她在《不安的街道：富裕的焦虑》（Uneasy Street: The Anxieties of Affluence）的导言里这样写道。

关于富人，谢尔曼的第一个发现是富人们不愿意和她对谈。那些同意被采访的被试忽然间就停止回复她的邮件了。一位女性请求停止谈话，说她被自己的孩子们“淹没”了；谢尔曼后来得知那些孩子在露营。在做了许多努力后，谢尔曼成功和50名曼哈顿以及周边地区的上流阶层坐下谈话。大多数家庭的年收入超过50万美元，大约有一半的人年收入超过100万美元或有超过800万美元的财产，或者两者皆有（至少他们是这样告诉谢尔曼的；在一段时间过后，谢尔曼开始认为他们低报了收入）。谢尔曼的被试非常关注保密性，所以谢尔曼隐去了任何可能将他们身份暴露给去过他们豪宅或避暑地的访客的信息。

“我看到了那些有浸泡式浴缸或蒸汽式淋浴的浴室。”这是她去到的最隐秘的地方。“我在开放式厨房里进行了访问，那里通常是用白色的卡拉拉大理石或者手工瓷砖装饰的。”

谢尔曼的第二个发现——也许是从第一个发现延伸而来的，是富人们不愿把自己视为富人。一位女性，有一间可以俯瞰哈德森河的公寓，在汉普顿还有第二个家，家庭收入每年至少200万美元。她告诉谢尔曼她认为自己是中产阶级。“我觉得不论你有多少，总会有人拥有比你多一百倍的东西。”她这样解释道。另一位女性有着相似家庭年收入的，大部分来源于她做公司律师的丈夫。她用“还行”来形容自己的家庭状况。

 “我是说，你知道的，所有银行家的财富都远远超过我们。”她说。第三位女性，有着更高的家庭年收入——250万美元——反对谢尔曼使用的“富裕”一词。

“‘富裕’是相对的。”这位女士指出。她的一些朋友最近乘坐私人飞机度假。她说，“这是富裕。”

这种言论和佩恩的工作成果极其吻合。如果总是以旁观者的角度来看待富裕，那么即使是超级富豪，在他们跟究极富豪比较的时候，也会觉得自己不够有钱。那位为反对“富裕”说法的女性强调自己处于1％中“非常、非常低”的位置上。她指出，“在这1％中，处于底端和处于顶端的差距是非常大的。”

谢尔曼对此有不同的看法。她认为她的被试不愿意被归类到富人中，是因为不想被贴上“富裕”的标签。“这些纽约人试图将自己看作‘好人’，”她写道，“好人会努力工作。他们谨慎地生活，以他们的方式……他们不会吹牛或者炫耀。”还有另一点，谢尔曼指出她“惊讶”于她的被试频繁表现出关于消费的矛盾情绪。“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意识到这通常是由享有特权的道德冲突引起的。”

无论源头是什么——嫉妒抑或道德——谢尔曼记录下来的这种不适感都与开头那项关于加州大学的研究结果相印证。显然，不平等是不对称的。它让底层的人蒙受种种苦难，为顶层的人带来的快乐却相对寥寥无几。

正如家长们所知道的那样，孩子们在分配食物时候会观察得很仔细。几年前，一组心理学家开始研究那些年龄太小而无法说出“不公平”的孩子如何回应不公平待遇。他们招募了一群学龄前儿童，将儿童们配对分组。这些孩子拿到了一些用于玩耍的积木，过了一会儿被要求把积木放好。作为整理方块的奖励，研究者给了孩子们贴纸。不论每个孩子为清理工作做了多大的贡献，最终研究者都会给一个孩子四个贴纸，给另一个孩子两个贴纸。根据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的说法，四岁之前的小孩不会有计数的概念。但是看起来就连三岁的孩子都能知道自己被不公平地对待了。大部分得到两个贴纸的小孩嫉妒地看着另一位小伙伴的所得物。有些孩子说他们想要更多。一些获得四个贴纸的小孩看起来同样因为这种分配方式感到沮丧，或者可能是因为同伴的抗议而感到沮丧，递给同伴了一些贴纸。“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对平等的理解引出了这种行为，因为在所有分享贴纸的案例里，小孩子都只给出了一个贴纸，这让结果变得公平。”研究者报告道。他们总结道，这项研究显示了“对于不公平的情绪反应出现得非常早”。

如果这种情绪反应出现在幼儿身上，那表明这种现象是可能先天固有的——一种演化而非文化的产物。耶基斯国立灵长类动物研究中心（Yerkes National Primate Research Center）的科学家们在亚特兰大城外和来自于南美洲的棕色卷尾猴（Sapajus apella）一起工作。科学家训练猴子用一个代币换一片黄瓜。他们将猴子配对，然后给其中一个更好的奖赏——一颗葡萄。仍然得到黄瓜的猴子，在之前还是高高兴兴地咀嚼，这次则被激怒了。一些猴子不再交出代币，另一些拒绝接受黄瓜。在一小部分案例中，猴子们把黄瓜片扔回给了研究者。卷尾猴就像人类一样，研究者写道，“看起来会用相对条件衡量奖励。”

学龄前儿童、棕色卷尾猴、加州地区的工作者和大学学生都成为了心理学实验的被试——每个人（每只动物）看起来都憎恨不平等。这是真的，尽管弱势群体的标准在每个地方、每个时间段都有所不同。正如佩恩所指出的，居住在蒙蒂塞洛的托马斯·杰斐逊（1743-1826年，美国第三任总统）家中没有热水和吊灯，根据当代美国的标准他会被认为“比穷人还穷”。不平等被很多人认为是文明的先决条件。毫无疑问不平等是很多发明创造的驱动力，比如室内管道、电力，更不用说冰箱、暖气、Wifi的出现。经过几个世纪这些发明似乎成为了美国的必需品。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做出一些选择。国会最近批准的税收法，以或大或小的方式让这个国家的富豪们获取更多的利益。支持者认为这一举措会带来大繁荣，穷人和中产阶级最终都能从中获益。但即使这项举措被证明是对的——虽然所有证据都不这么说——这项举措也没有涉及真正的问题。让我们感到富裕的不是更多的财富，而是更多的公平。（编辑：vicko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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