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玛丽安·斯坦普·道金斯（Marian Stamp Dawkins），牛津大学动物行为学教授，牛津大学动物行为研究小组（ Animal Behaviour Research Group）组长，著有《为什么要保护动物》（Why Animals Matter）一书。
牛津大学的动物行为研究小组于1949年创立，创始人是荷兰裔英国动物学家、1973年诺贝尔医学奖得主尼可拉斯·廷伯根（Nikolaas Tinbergen）。小组的现任成员包括廷伯根的学生、《自私的基因》的作者理查德·道金斯。理查德·道金斯和玛丽安·斯坦普于1967年结婚，后于1984年离婚。
想要说服不支持动物福利的人，就要强调他们的自身利益也牵涉其中。动物福利有利于他们的健康，有利于孩子们的健康，也有利于环境。——玛丽安·斯坦普·道金斯
我一直在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们究竟对动物的意识了解多少？ 很多人都以为我们了解动物的意识，并且认为不需要什么科学证据。这让我感到非常担忧的，人们把论点建立在一个他们根本不了解的东西上面。我过去常常问自己：人类到底知道多少？什么才是讨论动物福利的最佳立场？一直以来我都在认真思考这个问题，我得出的结论是，关于动物意识的难题确实很难。它现在仍然没有被解决，说它已经被解决了只是自欺欺人而已。
因此，把整个关于动物福利的讨论建立在一件虚无缥缈的事情上，真的是件很糟糕的事。对动物而言也绝非好事。我花了很多时间想找出其他支持动物福利的理由以及关注动物的原因。
在我看来，想要说服不支持动物福利的人，就要强调他们的自身利益也牵涉其中。动物福利有利于他们的健康，有利于孩子们的健康，也有利于环境。这样说可能比举出基于动物意识的论据更有说服力——更何况关于动物的意识，目前还没有科学的理论基础。
我开始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不去理会很多人，他们以为你要做的所有事情就是拟人论（anthropomorphism），对待动物的伦理基础仅仅是说动物跟人类有点儿像，因此应该像对待自己一样对待它们。这种论调实际上非常危险，会使人产生一种不审慎的思考方式。
如何定义动物福利？
我们需要一个比拟人化论证更加科学的方法来讨论动物福利问题。怎样才能以一种科学的方式、一种能切实带来有用证据的方式，去定义动物福利，从而使决策能建立在坚实的实证基础之上？我想到了一个对动物福利的简单定义，即动物身体健康，并且能得到它们想要的东西。我想大多数人都会同意，健康（不受伤、不生病）是动物福利的绝对基础。健康的动物，对人有益，对动物也有益，是动物福利的一个主要部分。
但大多数人也认为，动物福利还应该包含更多的东西，而不仅仅止于不死于疾病。在我看来，这多出来的东西，就是动物自己想要的。它们想要水吗，想要遮蔽物吗？它们想要跟伙伴待在一起吗？很显然，我们不一定能提供给动物所有它们想要的。但是，我们至少可以弄明白动物想要的是什么。如果某人要说这个和那个能改善动物福利，那么好，这样做让动物更健康或者满足了它们需求的证据是什么？要是你不能证明，那么不管你觉得你有多么想要这个东西，在我看来它实际上对改善动物福利都没有任何用处。
这个定义最妙的地方在于，尽管简单，但却明确地告诉了人们该做什么来衡量动物福利。你必须确认是什么提高了动物福利，什么真正增强了它们的健康，或者确实给了它们需要的某样东西。这个非常简单的定义比起拼命论证动物跟人类一样或者试图证明动物拥有意识要有力得多。
不管其他人怎么说，我觉得有关意识的难题仍旧很难，而想要通过证明一个多年以来一直让人感到困惑的事情，从而在伦理问题上盖棺定论，在我看来对动物而言并不是件好事。看看更具体的事情、可以衡量的东西，这样做要好很多很多。
人们热衷于谈论粮食问题，或者气候变化的问题时，却没人提起动物福利，这让我很震惊。大部分的关键报告都在强调我们要为地球做些什么，却不见提起动物福利的问题。我非常担心，要是没有一个更好的理论基础，没有更多更好的证据，动物福利就会这么从议事日程中挤出去。之前我已经说了，想要说服那些还没有意识到动物福利很重要的人，你要举出和他们的切身利益相关的理由：对他们孩子身体有益、对他们自己的身体有益、对环境有益。这些才是会有分量的。所以我要说的是，让我们给动物福利下个简单的定义，就目前已知的证据，把它跟人类健康以及对人类有益的事情联系起来。这样人们才会长久关注动物福利的问题。
大多数人会认为这是一种很功利的态度，好像动物是人类的某种工具一样。但实际上这正是应对发展中国家人群、应对那些自己都吃不饱饭的人该用的方法，要认真改变他们对动物福利的看法，我们必须把动物福利和人类的自身利益联系起来。
我现在进行的许多研究都是试图找出恰当方法衡量动物福利的两个要点：动物的健康和动物想要什么，要有真正过硬的证据，在考虑人类幸福生活的时候也能站得住脚；还有就是在一个更大的规模上做这件事。这也是我一直以来真正想要做的，思考如何能在实践中确实做到这一点。
动物意识的难题
20世纪有很长一段时期人们都不怎么谈论意识。人的意识也好、动物的意识也罢，他们认为这不是科学能研究的事情。到了20世纪80年代左右，人们开始说，哦不，我们应该把这些东西带到科学里面去。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是唐纳德•格里芬（Donald Griffin），他指出应该研究动物的意识，这是生物学的一部分，应该尝试着把这部分内容带到生物学中去，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可以说格里芬的著作和研究标志了人们对动物意识认知的一个转折。也就是从那时起，人们都以为不需要任何证据就能谈论动物意识，就能把动物想象得和人类一样——一种非常拟人化的看法。你可以说动物像人一样拥有感情；不需要科学来告诉你什么。只要凭直觉就够了。
好比马克•毕克福（Marc Bekoff）这样的人，还真就说过我们需要拟人论，认为这是研究动物的唯一方法。把动物看得跟人一样，就是无视它们实际的生物学基础，使人陷入误区。当看一看我们对动物意识有什么科学认识，你就会发现这是一个异乎寻常的难题。
有关意识的问题真的非常难以捉摸。我们对DNA如何构建了躯体还是有点儿认识的，我们也大概知道视力是怎么工作的，但意识的问题真的太难了。
它难，是因为我们不明白大脑中的一堆神经组织，是如何形成主观体验的。我们就是不知道。关于大脑是如何工作的我们知道很多，关于神经元是如何工作的我们也知道很多，但我们不知道主观感受是怎样形成的。这正是意识被称为至难问题的原因所在。它不止是难，它是难中之难。但它并不是攻不破的。也许有一天会有一个答案。但眼下它还是难题。要我说，是生物学中最难的问题。
承认了这个难题的难之所在，承认我们并不了解意识，要比假装了解好得多。直面无知，要比假装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并以此作为论证动物福利的基础要好得多。这就是为什么应该尽力在意识之外定义动物福利。除此之外，还有很多的证据能够支持动物福利。但不要试图去解决一个极端抽象的问题。
让证据说话
我近来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以一种更加科学的方式来对待动物福利问题。很显然你能够衡量动物的健康，也能衡量动物想要什么。举例来说，我们可以问，如果给鸡更大的空间会不会提升动物的福利。许多人会说当然会啦，它们不那么挤了，福利一定得到了提升。但科学的方法会说，嗯，不，在你得出这一结论之前，更好的方法是找找看证据，增加空间以后，鸡的健康有提高吗，鸡它们实际上想要更多的空间吗？如果你对这两个问题有答案，那么你的决定就有了科学的基础。如果没有，那么你只不过说了一种拟人化的模糊论点罢了。
现在关于动物福利有了很多的新法案。不幸的是，很多都不是建立在实证的基础上。部分原因是证据很难获取。我们的工作之一就是设计出能获得优质证据的方法。比如说，当你提到挤在一起的鸡呀、猪呀或类似动物的时候，很多人会说那对它们的福利一定不好。而看到散养的动物时，他们会说这些动物在外面散养，肯定过得更好些。这是人类的判断。在开口说这肯定不好或者肯定好之前，你必须有很好的证据才行。
必须看室内、室外动物的健康状况。一个非常令人震惊的事实是，散养鸡的死亡率，要远远高于圈养或者养在室内的鸡。举个例子，在英国寒冷的冬季待在室外，其实真的不一定比待在温暖舒适的室内对动物福利更好。圈养、室内和室外这几个不同的词，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误导。
我们一直都在设计监控动物福利的方法。我对于大规模地采集证据非常感兴趣，而我们的项目之一就是在商业农场大范围地监控肉鸡的健康状况，研究一个鸡舍里总计 5 万只的鸡，安装了摄像头自动监控从刚出生一天起直至最后屠宰的全过程。这样，我们就有了足够的证据，可以说如果你做这个，就能提升动物福利；给它们空间、日照，到底能不能改善它们的生活状况。
有些人认为不需要证据，只要和动物有某种关系就行，比如你养的狗，你就是知道它是有意识的，不需要任何证据。以前科学家们总说不要主观，要科学。而现在，越来越多的科学家都开始说，我们根本不需要这个，让我们放开心胸，直接谈动物意识的问题。人们开始自封科学家，然后说不需要科学，只要有人性关怀就够了。这种转变让我感到一丝危险。
我的观点是，鉴于我们不了解动物的意识问题，就必须放开眼界，看到更多种类的动物，不只是哺乳动物，不只是鸟类，或许无脊椎动物也是有意识的。在我看来，说人类不了解动物意识，就好像把这扇门关掉一样。并不是要整个否定动物意识，只是说现在还不了解它是怎么一回事，意识也可能存在于更广泛的物种之中。
动物行为与动物福利
我是一个很幸运的人，在很小的时候就决定了自己长大后要做什么，并且能够一直从事这方面的工作。我在11岁时看康拉德•劳伦兹写的《所罗门王的指环》（King Solomon's Ring），这是一本讲动物行为学的书，讲洛伦茨在他自己家里做的动物研究，我简直喜欢得不得了。我14岁的时候看了尼科•丁伯根（Nico Tinbergen）的一本书，名叫《好奇的博物学家》（Curious Naturalist），写了他研究动物行为学的田野调查和科学研究。然后我发现丁伯根虽是荷兰人，但人就在牛津。他当时在牛津大学教动物行为学。我记得那时候想，我想象不出还有比去牛津学动物学、跟丁伯根一起工作之外更好的事情要做了。
而这件事也确实棒极了。丁伯根是一个优秀的讲师。他讲了各种各样精彩至极的故事，我很幸运地成了他的研究生。那时我看什么东西都是美好的。我的论文是关于鸟类看物体的方式的，尤其是识别猎物的保护色以及它们如何通过学习来识破这些保护。我开始意识到动物行为有可能告诉我们一些关于动物福利的事情。然后我想，如果能从动物的行为中了解动物福利，那么能不能通过动物的行为来了解动物想要什么呢？
我做了一系列喜好的测试，来看看笼子里的鸡到底是不是想要更多的空间。我发现对鸡来说，空间确实很重要，但有个可以窝着的地方比获得更多空间更为重要。我研究了动物需要有多大的空间才能做出某个动作，以此论证它们应当被给予更多的空间。渐渐地我开始关注动物用行为展现出的对福利的需求，这使我意识到动物福利这个抽象问题，也能够通过更多行为学方面的客观研究予以具体地解决。
你不但能问动物它们想要什么，让它们进行选择，还能让动物告诉你它们有多想要某个东西。你可以增加它们获得某样东西的难度，例如让它们推重物或者做很麻烦的事情，这样就能知道它们为了得到某样东西愿意为之付出多大努力。再来，你是绝对客观的，你可以衡量结果，你得到的是客观的答案——动物优先考虑什么，什么是它们不那么想要的，什么是它们真正想要的，什么是必需的。
我开始将动物行为作为研究福利的客观方法。但显然动物想要什么并不是唯一重要的。小孩子绝对不会想要去看牙医，你需要在他们想要什么与什么对他们健康有益之间取得平衡。而我认为，正是这两方面的结合能够用来定义动物福利。这给了我们客观地看待动物福利的一个很好的基础。
养鸡场实验
在工作方面，我参与研究一个最有争议的问题——饲养肉鸡这么拥挤，它们只有很少的活动空间，这到底对不对？生产者和农民不想增加现有的空间，原因很简单，这样做很贵。但公众认为这是一个重大的福利问题。我找到一家大型肉鸡生产商，我想他们占了英国肉鸡产业的70％左右，然后我做了一个实验，我认为这是有史以来在商业农场上进行的最大规模的肉鸡实验，实验涉及大约270万只鸡，都处于正常的生产周期下。我让农民们把鸡养在5个不同密度的笼子里，从稀疏到拥挤。
有10到12家不同的公司参与了该实验，全部都照着我要求的去做。这样就能从统计结果上看鸡有了更多空间后会发生什么，它们的福利如何，健康又怎样。不同的公司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但实际上活动空间本身对伤残率和死亡率并不是关键的影响因素，当然极其高的密度例外。不过，在一个很大的范围内，好的饲料、新鲜的空气和环境的质量要远远重要于密度。
接下来这个结果写进了如何饲养肉鸡的《欧洲联盟肉鸡指导方针》（European Union Boiler Directive）。这项研究是在商业化养殖场上进行的，它清楚地表明了如果你能改变饲养条件会有什么样的结果。这不只是小规模的研究，而是大范围的。
我从这件事情当中认识到，如果你想真正做关于农场动物福利的研究，要真正发挥作用，你必须跟养殖动物的人打交道，必须跟生产商打交道。你必须让他们也参与进来。他们完全明白这样做的好处，而且也想知道答案。我一直坚持认为，如果你想改变动物的福利，对着动物养殖者和农民谩骂是没有好处的。你必须同他们合作，想办法让他们意识到改善动物福利对他们的好处。因为他们也想要鸡群健康、死亡率更低。推进动物福利的方法是跟实际的生产商和在一线工作的人联起手来。不是从小处做起，然后推而广之。而是要从源头做起，与他们合作，使他们明白其中的意义。这才是有用的方法——远远强过批评指责。
我从来没有从生产商那里收钱，他们帮助我是出于善意。他们把数据给我，给我提供帮助。在开始研究之前，我总是把话说明，不管结果如何我都要发表，所以在这一点上是没有疑问的。一切都是完全公开透明的。
研究的资金来自于政府、DEFRA或赞助机构。我们的资金是独立的，但我们与家禽业一起工作，因此我们得到的结果是与产业切实相关的。
我是动物行为学教授。我教动物行为学课程，作动物行为的演讲，然后有时间我就急急忙忙跑去农场研究肉鸡。在牛津大学里也有一个由食品动物运动组织（Food Animal Initiative）运营的农场。我们在这里实践想法、研究难题、寻找商业解决方案，使农民能够谋生，动物福利得到落实，环境也从中受益。
我们必须找到全面的解决办法，把动物福利、什么对环境有益、什么对人类健康有益，都囊括进去。因为要是不这样做，就会顾此失彼。同我谈过的生产商都表示他们已经彻底受够了，动物保护主义者来游说这个，环保主义者来了说做那个，之后食品安全标准局的也来了，又要做第三件事情。
他们想要能一次性把所有事情都解决的方案，而我想我们必须找到这样的解决方案，全面性的解决方案。要是不全面，那么遗漏的一方，地球也好、人类健康也好、动物福利也罢，就会被淘汰出局。我非常担心最终被抛弃的将是动物福利，除非能把它纳入这个解决方案里。
授人以渔
理查德（指理查德•道金斯）和我合作过许多项目，包括动物的决策行为：它们如何决定下一步该怎么做。我们特别考察了两个行为，一个是小鸡喝水，以及某一年龄段的鸡怎么决定下一步做什么。一系列的动作序列中的各个阶段的可预见性并不是相同的。有些部分一旦开始，那么其完成是绝对可预见的。例如，我们发现的一件事情是，如果一只鸡在喝水，即使喝的是奎宁水——鸡不喜欢喝奎宁水，喝了之后会摇头——它也还会把水喝完。整个行为似乎被分成了这么几段，有些时候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而有些时候则是相对固定的。
后来理查德产生了想法，开始写《自私的基因》。我记得那时他说，有人问他在做什么，他回答说正在写一本畅销书。当时没有人相信他，但他很有自信。我一直对他的那些想法很感兴趣，我尤其感兴趣的是人们如何误解了它们。我也花了相当多的时间在编写教科书上面，一直也很关心学生是否有理解上的困难。
我写了一本书，全都是关于人们对动物行为有哪些错误的理解，也讲解了理查德的亲缘选择的想法和演化的思想。我试图把这些问题以一种会让人感兴趣的方式讲出来，让人们意识到这些错误的想法很难纠正，并且开始思考这些事情。这是我做的又一件事情。
行为演化和自然行为与动物福利的关系是我一直感兴趣的领域。很多人认为，好的福利就是动物能做自然的行为，从它们有多么自然就可以判断动物过得好不好。这在我看来总是有点问题的，因为在野外动物经常被天敌追赶，而这是自然的。我不认为被天敌追赶对动物的幸福生活是必要的。自然的动物行为是一个好的开始，而要论证养殖动物也应该有自然的行为，就需要用到之前说过的两项标准，看它有没有提高动物的健康，或者它是否是动物想要做的事情。如果这是动物不想做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无论这种行为有多么自然，我们也没有理由说这是动物生活福利必须的。
我很高兴，我的一些学生也遵循了这一理念，到商业农场工作，脚踏实地地改善动物福利。在布里斯托尔的克里斯汀•尼科尔（Christine Nicol）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她现在正在进行一个和商业农场主合作的大项目，试图阻止自由散养鸡的可怕遭遇——它们互相啄对方的羽毛。这是一种非常紧张的状态。人们以为把笼子拿掉就能改善动物的生活了。但事实上，你又有了一整套把鸡从笼子里放出来的福利问题。总之，尼科尔在努力地与农民合作尝试解决这个问题。这很了不起。而且她也遵守了科研的规范。
我有另一名学生，瑞克•迪耶夫（Rick Dief），在爱丁堡工作，他更具有实验性，试图弄清楚是什么控制了摄食行为。这是直接与肉鸡的亲代相关的问题。这又是一个潜藏的福利问题。肉鸡的亲代通常都用非常有限的口粮喂养。有时候只有体重的70％。这是因为如果喂饱了，它们就会体重超标，患上肥胖症。我在想这些鸡有没有更好的饲养方法，不用让它们大半辈子都饿着，这是极其重要的。瑞克试图从一个更为实验性的角度来找出是什么在开启或关闭肉鸡的摄食行为。
我很高兴有一群优秀的学生，他们在做很棒的事情。
编译自：Edge, WHAT DO ANIMALS WANT?
内文图片：edge.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