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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馑过后更“伤心”

灾难从来不是我们愿见的,但这些极端的情况为科学提供了难得的研究机会,让人们得以了解自身的种种“秘密”。

1944年9月,为支持盟军,荷兰(被纳粹占领)政府号召国内铁路工人罢工,以阻碍德国的军队和军火运输。被激怒的德军禁止了荷兰国内的食物运输作为报复。而1944年的凛冬不仅来得早且异常寒冷,未被完全禁止的水上运输也因河道冻结被迫停止,粮食运输彻底瘫痪。

荷兰西部城区人口密集,运输的切断使得这里的食物供给情况迅速恶化。每人每天食物配给从1944年10月的1400千卡,到同年11月的1000千卡,而同年12月到次年4月之间只剩下400-800千卡(体重为60千克的成年人在休息状态下,每日所需能量约为1500千卡)[1]。整个地区陷入大饥馑。

这场“冬季饥荒”持续了6个月,才终于伴随着荷兰的解放而告终。饥荒带走了约1.8万人的生命,其中大多是老人。年轻的人们为失去亲友而伤心,但总算渡过劫难。

时间转眼到了2011年,一群荷兰的科学家告诉我们:当年饥荒留下的“伤心”也许并未远去。

当年妈妈挨饿,后来宝宝“伤心”

在针对饥荒造成的后遗症问题上,很多研究都是针对孕妇和胎儿的。大量临床和试验证据证明,准妈妈们若是营养不良,腹中宝宝成年后患心血管疾病的几率会大大提高[2]-[5]

科学家们分析,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胎儿时期的外界环境影响了个体的基因表达。虽然基因没有任何改变,但外界环境会通过对基因进行一些化学修饰,使基因的表现型随环境而变,这种现象是表观遗传的一种。

胎儿时期作为身体发育的高峰期,各个系统均在逐渐成形。身体为了更好地适应出生后需要应对的环境,会以表观遗传的方式对各部分的功能、结构做出调整。这些变化影响了成年后的生理和代谢情况,提高了这些个体患心血管疾病的几率[6]。(编辑的话:是说身体被设定为适应营养“贫瘠”的饮食后,就不再适应营养丰富的饮食了吗?难道这就是老话儿“只有享不了的福,没有受不了的罪”的科学依据?)

基于这个理论,科学家们想到,青春期作为胎儿期之后的另一个发育高峰,会不会也同样存在着受营养不良影响而患病几率提高的情况呢?

少时挨饿,老来“伤心”

荷兰的“冬季饥荒”已过去半个多世纪,当时的少男少女如今成了中年人,病痛也逐渐缠上身来。

2011年6月,阿姆斯特丹大学的科学家们在《欧洲心脏杂志》(《European HeartJournal》)上发表了一篇论文。这篇论文研究的是经历饥馑的青少年成年后患冠心病的机率。他们分析了7845名经历了饥荒的女性的资料,并以她们经历饥荒时的年龄分类,分别比较各类别冠心病的发病率情况。

研究发现最突出的差异出现在青春期阶段,当时10-17岁的少女日后罹患冠心病的几率比未经历饥荒的同龄人高38%,即使去掉吸烟和受教育程度的影响,这一数据依然高达27%[1]

另一个类似的研究,取样自二战中的列宁格勒围城战。这场持续了800多天的战斗造成了列宁格勒的空前大饥荒,而针对经历这场饥荒的近6000人的研究显示,当年9-15岁的男孩后来死于冠心病和脑血管疾病的比例比未经历饥荒的同龄人高出40%以上[7]

这些研究说明青春期时的营养状况对成年后的患病情况可能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而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与胎儿期影响患病的机理类似——环境因素在发育高峰期时的影响比其他阶段更深远,甚至可以改变一生的健康状况。

值得注意的是,很多针对早期(包括胎儿时期、儿童时期和青春期)营养不良的研究都指出,假如这些人成年后营养过剩,喜欢高糖高脂的“西式”饮食,他们患心血管疾病的几率会尤其的高。前后差异巨大的饮食习惯会破坏身体之前做出的自我调整,让身体状况更差[8]

2011年发表在《糖尿病护理》(《Diabetes Care》)上的一项针对中国三年困难时期的研究,也得到了这样的结果[9]

少女时减肥?小心老来“伤心”

中学时代,班上已经有爱美的女生以不吃饭的方式瘦身。那时我的美女同桌每天只吃3个苹果,比冬季饥荒中的荷兰人民吃的还少。当她因仅用1周就减重5斤而兴奋不已时,我担忧地问:“这样对身体不好吧?”她却满不在乎:“我这么减肥不是一次两次了,从来没什么问题。”

如果现在的我可以回到过去,一定要告诉她,少年时用营养不良为代价减肥,也许当时没事,但很可能为将来的“伤心”埋下隐患。没有哪种美丽值得你透支以后的健康,因为健康才是最美的。

你们也要告诉同桌的她/他呦!

参考文献:

[1] (1, 2) van Abeelen, A.F., et al., Cardiovascular consequences of famine in the young. Eur Heart J, 2011.
[2] Delisle, H.F., Poverty: the double burden of malnutrition in mothers and the intergenerational impact. Ann N Y Acad Sci, 2008. 1136: p. 172-84.
[3] Painter, R.C., T.J. Roseboom, and O.P. Bleker, Prenatal exposure to the Dutch famine and disease in later life: an overview. Reprod Toxicol, 2005. 20(3): p. 345-52.
[4] Painter, R.C., et al., Early onset of coronary artery disease after prenatal exposure to the Dutch famine. Am J Clin Nutr, 2006. 84(2): p. 322-7; quiz 466-7.
[5] Roseboom, T., S. de Rooij, and R. Painter, The Dutch famine and its long-term consequences for adult health. Early Hum Dev, 2006. 82(8): p. 485-91.
[6] Jamshidi, Y., P. Gibson, and K.K. Ray, Undernutrition in adolescence and risk of cardiovascular disease. Eur Heart J, 2011.
[7] Koupil, I., et al., Blood pressure, hypertension and mortality from circulatory disease in men and women who survived the siege of Leningrad. Eur J Epidemiol, 2007. 22(4): p. 223-34.
[8] Remacle, C., et al., Developmental programming of adult obesity and cardiovascular disease in rodents by maternal nutrition imbalance. Am J Clin Nutr, 2011.
[9] Li, Y., et al., Exposure to the chinese famine in early life and the risk of metabolic syndrome in adulthood. Diabetes Care, 2011. 34(4): p. 1014-8.
The End

发布于2011-09-21, 本文版权属于果壳网(guokr.com),禁止转载。如有需要,请联系果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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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羊c

细胞生物学硕士,果壳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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