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你有新的想法，哪怕跟众人历来所走的路不同，但只要这是你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
用各种方法加以证明了的，那么，忠于自己，不用人云亦云。这才是你最崇高、最可贵的
品质，它将使你受益终生——培养科学的独立性是教育最美好的目标，从踏踏实实的工作
中获得的科学信念就像是坚固的锚点，它能支撑你坚守己见，不因社会道德基准的改变或
人生中的其他动荡而随波逐流。
“一个人最崇高的道德品质、这个品质最重要的特征，毫无疑问是实事求是。认识到自己
的责任，从而忠实于真理，能够实现内心的自由。这一点，于公于私都应受到更多重视。”
——马克思 · 普朗克（物理学家，量子力学创始人之一）
1913 年秋于柏林大学
普朗克（左）和爱因斯坦，摄于 1929 年 / harpers.org
科学家之中有伟人吗？
在读索尔 • 贝娄（Saul Bellow）为艾伦 • 布卢姆（Allan Bloom）写的传记小说《拉维尔斯坦》时，我被这段话给戳中了：
拉维尔斯坦……坚信，科学家中具有伟大人格者寥寥无几。有伟大的哲学家、伟大的艺术家、伟大的政治家、伟大的法学家。但是，科学家之中，伟人极其稀有。‘伟大的是他们的科学，而非他们个人。’
这番言论充分体现了写作者的所思所想，而且也是全然错误的。
对布卢姆来说，他和他的导师列奥 • 施特劳斯（Leo Strauss，1899 - 1973，德裔美国政治哲学家）以及诸多新保守主义派人士一样，认为科学家、科学方法以及科学本身都不是什么好东西。他们固然无法拒绝科学，也无法否认科学之于社会以及人类发展的重要性。但他们就是对科学感到不爽，尤其当科学威胁到了他们所推崇的政治思想；谁要是说他们走的路是科学家给指出的，他们更是要跳脚了。布卢姆 / 拉维尔斯坦这段话的意思是，他们或可承认科学本身的重要性，但科学家他们是拒不接纳的。科学家的言论不值一提：他们又不是说得出传世箴言的 “伟人”。
当真如此吗？科学家这一群体，固然算不得让人膜拜的英雄豪杰（他们中绝大多数人也会对 “伟人” 这种标签报之以哂笑），但布卢姆心目中的英雄柏拉图却是深受毕达哥拉斯作品（今已失传）的影响。更别说开普勒、伽利略、牛顿、爱因斯坦、萨哈罗夫（Andrei Sakharov，苏联物理学家，有“苏联氢弹之父”之称）——难道他们不算 “伟人” 吗？他们对后人就没有影响吗？他们的话语不是至今仍然掷地有声吗？
美国作家索尔·贝娄（1915－2005），1976 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普利策奖获得者，代表作《洪堡的礼物》/ jsantel.blogspot.com
科学与信仰
今天的美国，媒体上充斥着各种愚蠢的阴谋论，隔三差五地挨个儿鼓吹一番。时下，遭到炮轰的已不再是某个科学家，科学本身正面临不停的政治攻击。某种程度而言，在失业率高、政治局势一点即燃，社会承受巨大压力的时期，科学遭到攻击是很正常的现象。那些头脑简单、安于用信仰解释一切的宗教狂热分子，以及试图操控这些人的政治家，他们都把科学视为一种威胁。
福克斯电视台的一位名主持在一周的时间里一天比一天激烈地坚称，潮汐是上帝存在的明证。现代科学对潮汐的存在给出了完美的合理解释，但人们对潮汐的纠结情感却是古已有之，最著名的就是 1633 年宗教裁判所审问伽利略时提到的问题。就在距今不远的 1990 年，当时的罗马教皇还在为如何辩解前任的做法而发愁。尽管如此，潮汐现象可以用科学来解释并不能证明上帝不存在，这两者间没有任何逻辑关系，就像以太阳为中心的太阳系没法证明上帝死了一样（但确实彻底推翻了亚里士多德以及早期教廷所信的托勒密地心说）。
科学和信仰之争多是胡扯，而且大部分争端都是由宗教狂热分子挑起的，对那些人而言，爱之教义（the dogma of love）已经不存在了，有的只是他们对教条的热爱（the love of dogma）。
德国科学家保罗 · 埃利希（Paul Ehrlich），1908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埃利希发明了治疗梅毒的特效药，还预测了自体免疫的存在，并创造了“恐怖的自体毒性”（horror autotoxicus）一词 / quotationsbook.com
科学家：对真理的忠诚
不过，今日美国盛行的阴谋论及伪科学之风，跟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中欧的状况比起来可差远了。在那段阴谋论四起、伪科学骗术横行的时期，中欧还诞生了一些现代科学的重大发现，其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是在中欧的大学和实验室里产出的。
从历史学教授弗里茨 • 斯特恩（Fritz Stern）的《爱因斯坦恩怨史：德国科学的兴衰》一书里我们知道，那个时代以爱因斯坦、普朗克、埃利希（Paul Ehrlich，免疫学家）、哈伯（Fritz Haber，化学家）为首的科学大家，基本上是政治的局外人。大多数时候，他们为国家的成就感到自豪，但更多地是自豪于他们的大学和研究所，而不是德国皇帝威廉二世。面对政治的狂澜从最初的肆虐发展为种族主义到最后的不可收拾，这些科学家给学生和公众的建议都惊人的一致：不要到处乱说话，不要跟着暴徒瞎起哄、不要被阴谋论者的鼓吹给骗了。
爱因斯坦就是个典型的例子。1933 年，他向一位慕尼黑的失业音乐家建议： “报纸别去看，找些合同道合的朋友，读一读以前的名家名作，像康德、歌德、莱辛，还有其他国家的经典，享受慕尼黑周围的自然美景。假装自己一直生活在——譬如火星上，周围都是些异形，它们的行动就别去多费心了。交几个动物朋友。这样，你会重新变回以前那个开开心心的人，到那时再也没有什么能烦到你。”
遗憾的是，很显然，他这位音乐家朋友不可能在当时的局势下这样子生活。爱因斯坦他自己做了正确的事：考虑到法西斯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兴起所形成的严重威胁，他变得日益活跃，在各种场合公开反对法西斯主义。而那个时代的其他科学家保持了沉默，他们的历史名声为此蒙羞。
而关于科学家的天职以及对真理的忠诚（这是伟大科学工作的核心），没有比普朗克的讲话更完美的描述了。他说，眼见为实，耳听为虚，要靠自己检验和确认。要想社会和平繁荣发展，必须保证科学信条各居其位，其中最最关键的便是忠于真理、实事求是，不受大众潮流与社会偏见所左右。科学家带来的技术革新能够使我们的生活更好、更充实，当科学家警告我们有危险迫近时，忽视它我们付出的是幸福的代价。
本文编译自《哈泼斯杂志》网站 2011年2月12日无署名文章 Planck on Science's Commitment to Truth. 文章题图： Leo Strauss / manarewescrewed.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