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能塑造人的思维和行动吗？

陈发现，要是把这世上的大量语言，按照有无将来时态的语法标记来划分（即加不加表示将来时的词根），你就会发现一个有趣关联：要用语法标记来表明将来时态的语言，其使用者养老金存得更少，抽烟更多，锻炼更少，也更容易肥胖。 为什么会这样呢？ 陈的推论是，在现在与将来之间进行明确的语法划分，会使人们认为将来无论如何都会跟现在大不相同，也就因此推迟去做那些对将来（而不是对当下）有益的事情。

陈的论文尚未被接受发表，但已经引来不少媒体的热切关注。比如，著名政评论人安德鲁·沙利文（Andrew Sullivan），在他的热门博客上发表了题为《为什么希腊人不会未雨绸缪》（ Why Greeks Haven’t Saved for a Rainy Day ）的文章。不过，在建议欧盟根据成员国表述将来时加不加语法标记，来对其实施援助之前，我们的确有必要好好看一下，语言是否能以某种方式，影响其使用者的思维和行为。

人们总是禁不住说，语言和文化密切相关。很多人凭直觉以为，发音不发辅音，就是懒惰的表现；要浪漫动人，就要说法语那样，天生就温柔悦耳的语言；而德国人一丝不苟的行为作风，部分也是一板一眼的德语的产物。但问题是，这样只看表面得到的只是虚幻的泡沫，只待被语言学实际证据的尖刃戳破。

盖伊·多伊彻（Guy Deutscher）在他的著书 “Through the Language Glass” （编注：果壳阅读将在今年下半年推出该书的中译本，敬请期待~）中提到，比起那些怠惰的热带地区部族，工业新教徒在寒冷的大陆上丢弃的辅音更多。 此外，就算德国人有着系统性的思维，也很可能只是因为他们那过于不规则的母语，耗尽了他们大脑处理更多不规则事物的能力。

语言和思维之间没有明确的联系

关于语言和思维，最根深蒂固的一个误解便是，如果一种语言没有词语来形容某个特定的概念，那么把这种语言当母语的人，要意识到这个概念，是有相当的难度的。意大利语中没有直接表示 “负责任” 的词，是不是因此意大利人就容易贪污腐败了呢？——并不是这样的吧。英语中没有专门词语来表示 “有一边没有扎好的粉绿相间的佩斯利螺旋花纹衬衫”，但你就想象不出来这么件衬衫了吗？ 然而，事实证明，很多人都无法抗拒这种想法——有人甚至用它来论证，母语中没有将来时态标记的人，没有办法好好地考虑将来。

只有一边扎好的粉绿相间的佩斯利螺旋花纹衬衫，右边是一些不同的 “佩斯利螺旋花纹” （paisley pattern）——不得不承认，直接想，中国的读者很多人可能确实无法想象出这么件衬衫来。但这里大家明白作者的意思就好~

要是你也禁不住这样想，那就请考虑以下情形：在英语中，用 “he” 和 “she” 来指代第三人称单数。但在表示一群男人或一群女人时，我们没有标记性别——无论男女我们都使用 “they”。这难道意味着，要是人们成群结队我们就会搞不清楚他们的性别？很显然不是。反过来，那些按照性别来区分把名词的语言（比如西班牙语），是不是就会比语言上不作此类区分的文化，产生更多的性别隔阂呢？ 要果真如此，我们就可以想见，更为平等的文化从那些完全中性的语言（比如达里语——阿富汗地区的波斯人所使用的一种语言变体）里滋生出来。但事实上，语法与思维之间的界线根本没那么明了。语言要表达同一概念，存在着大量的回旋余地，由语言所决定的特定表达方式出奇地随意。

语言确实会影响个人的行为，但没有证据表明语言塑造文化

但这并不是说，语言学家尚未发现语言对行为有任何切实的影响，他们其实已经发现了。但是，这些影响看起来相当微妙，比如，许多语言都迫使其使用者对非生命体划分语法性别，且这种划分只是语法上的，看似完全随机——对于西班牙语使用者而言，椅子被标记为 “阴性”（la silla），而在德语使用者看来，椅子就是 “阳性”（der Stuhl）了。要是让一位西班牙语使用者想象一张有生命的椅子作为一个动画角色，他很可能选择女声为该角色配音。

但是，像陈在他论文中所说的，语言和普遍的社会行为之间有明确的联系，这样的证据目前尚未有人发现。而且，由于陈的研究仅仅是寻找联系，因此不能断定语法就是行为的原因。 也有可能时态标记和 “活在当下” 的文化态度一起，在整个民族中蔓延，而不是一者引发了另一者。比如，我打赌，你会在一种声调语言与用餐使用筷子之间找到联系，但这仅仅是因为这两者都覆盖了特定的地理区域。如果要把用声调区别词语意思，跟熟练使用某种用餐工具，这两者联系起来，你很难自圆其说。

但我们仍留有些迷惑：要是语言结构对思维和行为方式的影响相当有限，那为什么我们会存有牢固印象，认为某些语言生来就比其他语言更浪漫、更懒散、更有逻辑，或更挑剔呢？答案就是，

这些印象并没有表现出语言的本质，而是更多地反映了我们加在某些语言及其使用者社会文化之间的强烈联系。而这些基于语言的联系，有可能触发了不同的行为。

德克·阿克曼斯（Dirk Akkermans）及其同事进行的一项研究，给出了一个特别好的说明。这项研究让会说英语的荷兰被试参与 “囚徒困境游戏” 的商业版，以测试合作与竞争的比例。游戏设定是这样的：如果你和搭档选择一种合作策略使你们的产品保持高价，那么你就能获得最高利润；要是你选择得合作而你的搭档却选择比你低的价格卖出，那么你只能得到最低利润。一半被试用英语参与，另一半则用荷兰语——通常认为，与荷兰语相比，英语跟极端个人主义以及竞争文化关联更加紧密。而结果也表明，在游戏中说英语的荷兰被试，他们所选的策略，也确实比用荷兰语的被试更具竞争性。

但语言对决策的真正影响，实际上取决于被试亲历英语母语文化的程度。那些在英语母语国家居住了 3 个月以上的被试，在游戏中说荷兰语的，在 51% 的时间里选择合作，而说英语的只在 37% 的时间里表现出合作。相反，在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待了不到 3 个月的被试，他们在游戏中合作的时间，用荷兰语的跟说英语的分别为 48% 和 45%。

精通英语与否，对结果并没有显著的影响。因此，英语并不存在特定的语法形式、乃至特定的词语，让人的行为更富有竞争性——只不过英语使用者倾向于接受更具竞争性的行为模式，荷兰被试在讲英语时下意识地采取了这种行为模式。如果研究者不针对语言，而是让被试接触象征国家的符号（比如美国国旗对荷兰国旗，或是秃鹰对郁金香），很可能也会得到近似的结论。

说到底，也许学习讲汉语是会让希腊人在某种程度上更倾向于未雨绸缪；但另一方面，通过形成用筷子吃饭的习惯，他们大概也能获得同样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