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治国家，法官的判决可能会影响到当事人的人身、财产甚至生命。一般而言法官会根据法律和事实进行判断，然而心理学家却发现，法律和事实之外的因素也可能会左右法官的判断。
锚定效应“锚定”量刑结果
2001年的一项研究中，德国科隆大学的博尔特•英纳夫（Birte Enough）和托马斯•穆斯魏勒（Thomas Mussweiler）以刑事审判的法官为研究对象，想了解在他们的判决中，是否会出现日常决策中常有的一个偏差：锚定效应。
所谓锚定效应，就是指人们在判断时，会受到判断前某个数字的影响。例如得过诺贝尔奖的著名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和他的好（男）同事阿莫斯•特威尔斯基（Amos Tversky）让一群大学生判断非洲国家在联合国中的比例是否高于65%（或者低于10%），然后让他们给出自己的答案。统计结果后，他们发现这些大学生对非洲国家在联合国中的比例受到给定数值的影响：当参与者先前看到的是65%时，他们的估计的均值是45%，但是先前看到10%时，却只估计有25%。
既然人们在判断中非常容易受到先前出现数字的影响，那么在法庭上，当法官对被告进行量刑时，他的判决是否也会受到某个数字的影响（比如检察方所建议的处罚）呢？
英纳夫和穆斯魏勒将19名德国刑事法庭的法官随机分成两组，让他们阅读一个相同的案例，该案例包含了审判时所必须的信息。但案例中，研究者操纵了检方所提出的处罚：一组法官看到的是相对被告罪行来说过轻的惩罚——2个月；另一个法官看到的则是过于严厉的惩罚——34个月。与研究者的预期一致的是，法官们的判决也被案例中给出的数值所“锚定”：当检方要求处罚34个月时，法官们觉得该处罚太严重因而会往下调整，但是这种调整的幅度却不够，他们给出的平均处罚为28.7个月；当检方要求处罚2个月时，法官觉得这个太轻，但是调整的高度同样不够：平均处罚为18.78个月。
后续的研究发现，不管法官的审判经历是否丰富，他们都会受到锚定效应的影响。
锚定效应不仅影响着法官的判断，还会“锚定”辩护律师对案件的判断及其提出的要求。令人不安的是，辩护律师可能自己未意识到检方要求的处罚已经对自己的判断产生影响。在法制国家中，法律也希望制约检方权力，避免侵害公民的权利，因此他们不希望法官或者辩护律师的行为受到检方的影响。这可能是社会心理学家研究法官判决受到锚定效应影响的一个原因。
“正义就是法官早餐吃的东西”
如果说法官的判断受到检方要求的影响，那还勉强说得过去，毕竟检方的信息也可能是与案件相关的。以色列班古里昂大学史艾•丹齐格（Shai Danziger）和利奥拉•阿夫男-佩索（Liora Avnaim-Pesso）和哥伦比亚大学的乔纳森•拉维夫（Jonathan Levav,）发现，法官的判决受到他们用餐时间的影响，这个结果正好印证了一位学者对法官审判不靠谱的讽刺：正义就是法官早餐吃的东西。
这群研究者分析了由8个法官在50天中所做出的1112个司法裁决。这些裁决的主要内容对监犯人假释申请的批复。作者主要考察法官审查申请的时间点和该申请在法官全天所处理申请中的相对序列，同时记录了法官两顿饭的时间（上午的茶点和午餐）。这两个用餐时间将法官的工作时间分为三个裁决时间段。用餐时间，法官可以重新振作精神，调节情绪。作者还将法官的裁决分为两类：接受申请或者拒绝申请（包括判定改天再审）。
分析的结果与研究者们的猜想非常一致：用餐时间影响法官裁决。当法官刚用完餐后，同意申请的比例更高，但是随着法官的肚子越来越饿，他们更加倾向于拒绝申请，并且在下一次用餐前，同意申请的比例几乎下降到零点。
作者认为，法官在审查申请书时，可能倾向于保持现状，即让犯人继续待在监狱里。但是当他们经过用餐的短暂休息后，可能在情绪上和体力上均恢复到比较好的程度，使得他们有足够的心理能量去推翻这种保持现状、继续坐牢的倾向，从而更可能同意犯人出狱的申请。
“科学证据”也会影响审判
法官的判断不仅会受到这些很微妙因素的影响，有时候，一些在科学界还存在争议的科学证据进入法庭时，法锤下的结论也受到影响。
虽然已有研究发现，关于神经变态大脑结构或者功能异常的结果并不会影响到大学生的判断，但是当研究者直接调查法官时，结果却有些不一样。
来自犹他大学的丽莎•阿斯宾威尔（Lisa G. Aspinwall）,特内尔•布朗（Teneille R. Brown）,詹姆斯•泰伯尔（James Tabery）调查了美国181名法官（164名回复），让他们认真阅读一段根据真实案件改编的案子，其中被告被诊断为精神病。部分法官看到的信息中，出现了精神病的生物学证据（包括基因和神经的研究），另一部分则没有出现。当法官给出他们的判决后，研究者还让法官判断哪些证据会减缓或者加重他们对被告的惩罚。
尽管来自不同州的法官有不同的判断，但是统计结果显示，呈现生物学的证据会减轻法官对精神病的的处罚（无生物学证据组：13.93年；有生物学证据组：12.83年）。对法官反应的进一步分析发现，精神病既被列为加重惩罚的因素（比如冷血）也会被列为减轻惩罚的因素（比如精神疾病）。但是总体而言，减轻的倾向高过加重的倾向。
法官判案是非常复杂的过度，人类决断存在的偏差，也存在于法官身上（锚定效应、固守现状）。法官对科学证据的如何解读也是一个仍然在争论中的问题，而法官们只能在这些不确定中，去解决一个又一个现实中的案子。
参考文献
Aspinwall, Lisa G., Brown, Teneille R., & Tabery, James. (2012). The Double-Edged Sword: Does Biomechanism Increase or Decrease Judges' Sentencing of Psychopaths? science, 337(6096), 846-849. doi: 10.1126/science.1219569
Danziger, Shai, Levav, Jonathan, & Avnaim-Pesso, Liora. (2011). Extraneous factors in judicial decision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doi: 10.1073/pnas.1018033108
Enough, Birte, & Mussweiler, Thomas. (2001). Sentencing Under Uncertainty: Anchoring Effects in the Courtroom.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31(7), 1535-1551. doi: 10.1111/j.1559-1816.2001.tb02687.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