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最大的男同性恋及双性恋的网络平台，广同网（Gztz.org）有20万注册会员，其中3万在广州及其周边地区，网站在广州运作有一个社区中心。在广同网主页最显眼的位置——横栏广告位上，用户可以看见醒目的广告，鼓励他们前往社区中心，参加免费的、保密的艾滋病检测。

这是因为广同的主要目的并不是给男同相亲配对，而是为保护他们的健康。它是中国国内少数几个可提供HIV检测的社区组织（CBO），通常是与当地政府有所合作。政府相关部门工作者拿到血样之后进行检测，而广同网的志愿者们则对阳性结果的检测者提供顾问支持并给与相应的治疗方案。

自2008年以来，通过广同网进行的HIV检测大概已达1.1万人次，其中500人初检为阳性。提供身份证明才能进行后续检测，所以有些人碍于面子选择不去进一步检测。但是，广同网的联合创始人 Roger Meng 称，志愿者们说服了90%的初检阳性人群做了进一步检查。

这是 Roger Meng 团队的一个重要成就。中国政府对于男男性行为人群（MSM）的态度向来摇摆不定，他们长年以来在工作岗位都受到歧视、甚至可能遭到警方追究；但 Meng 的团队与政府相关部门合作的成功，表征着政府的态度有所缓和。中国现行的HIV/AIDS相关政策包括向社区组织求助。去年11月，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与北京几家类似组织（包括针对男男性行为人群的组织）见面的时候强调了这一点。卫生官员也承诺要为防艾的民间组织开绿灯。中国国家疾控中心下属的艾滋病与性传播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主任吴尊有说，“我们认为政府应该出台更有力的政策，拨冗更多资金来支持鼓励与HIV/AIDS相关的非政府组织。”

从广同网以及其他组织得到的数据表明，政府的支持是个明智的抉择。一项致力于HIV/AIDS的联合国协作项目获得了资助，评估广同网和15种类似的HIV检测模式在中国的效果。2012年11月，中国男同健康论坛联合会发布了该项目的报告：在808名6-18个月间初检HIV阳性的男性中， 89%进行了复查；其中，95%确诊为HIV阳性的患者同意做CD4的测试，检测其免疫系统以便确定用药情况。孟先生说，同性及双性恋都知道在这样的组织里，他们不会受到其他诊所中常见的另类目光和道德谴责，“比起传统的HIV检测模式，测试者在我们这儿觉得自在许多，毕竟传统医院的护士们和同性恋群体毫无关联。”

中国的HIV/AIDS患者有大约78万，吴主任称，男男性行为者是感染率增长最快的风险人群。他说，2012年，来自各大省会城市报道表明，此类人群在新增病例中占大概一半。政府一直以来都想为这些人提供帮助，为此在2002年就拨款与一些社区组织合作用于HIV预防工作。此后不久，全球对抗艾滋、肺结核与疟疾基金会也开始独立为社区组织提供大额经费；但是，到2011年基金会认为这笔资助没有抵达最需要的人群，因而暂停了对中国方面的资助。虽然几个月之后资金又恢复了，但这一事件影响很大。中国卫生部官员承诺尽快厘清开支状况。随后工作重点重新转向了和 Meng 所在团体类似的群体合作。

虽然很多中国男男性行为者在寻求检测，但据估计仅有47%的人得到了测试。2011年12月，一项发表在《性传染疾病期刊》的基于北京500名男同的调查发现，高达86%的HIV携带者并不知道他们已被感染。2012年2月，对49位南京的男同焦点小组进行的一项调查里，被试对于为何不进行测试给出的理由，最常见的一个就是害怕遭到医生歧视。（该结果来自匹兹堡大学公共卫生系研究员 Wei Chongyi 及其同事的研究，论文尚未发表。）隐私是个很敏感的话题：中国17%~33%的男男性行为者都已经结婚。很多男性并未意识到HIV测试是免费的，而且很方便。魏说，“我们还没能让这个信息完全传达给公众。”

对政府健康工作者的不信任增加了治疗的难度，初检为HIV的患者也常常没有回来做治疗。亚特兰大埃莫瑞大学研究世界卫生的学者 Frank Y.Wong 说，“如果我们想建立一个长期的策略，我们需要留住患者，如果患者流失，治疗根本就没有存在的意义。”

政府现在把赌注押在社区组织的努力上，认为这才是缺失的一环。“我们已经尽力去提供更多的服务了，进行健康教育、发放避孕套、鼓励人们进行性病检测，但依然远远不够。” 国家性传播疾控中心的副主任陈祥生这样说，“非政府组织或许能在这方面有所作为。”2012年10月15日，《艾滋护理》在线发布了一项研究，支持了这种说法。埃莫瑞大学的 Eric J. Nehl 与他的同事们发现，在成都地方组织的一次调查里，605名男同中63%的HIV携带者3个月后愿意接受该组织的跟踪调查。

现今，全球基金会对防HIV的投资正在缩减，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自2013年起将不再受其资助。吴主任表示，即使这样，中国政府仍专注于资助社区组织，而且正准备出台官方指南来指导工作。今年早些时候，他作为卫生部代表团成员走访了美国、澳大利亚、日本等国，观察这些国家的非政府组织在HIV/AIDS疾病预防策略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在中国，对于非政府组织来说最大的两个挑战，是设计出精细的社区普及方案，以及恰当地管理经费收支。陈先生表示，“NGO在中国还算是一种新兴的产业。”此类民间团体最终是否能成功，还取决于省级疾控中心的合作。中国男同健康论坛报道称，部分城市的疾控中心工作人员依然不情愿参与HIV测试团体的工作。

组织和政府对同性行为男性的帮助所遭遇的另一个障碍，是同性行为依然难以驱除的社会耻辱地位。美国疾控中心最近开创了一项全新的社会营销计划，针对非裔美国同性及及双性恋者，这一项目在香港工作坊上颇受好评。该计划名为“检测使我们更强壮”，是在咨询了社区领袖的意见之后设立的，在6座城市中通过醒目的公告板、电视和电台广告进行宣传。但魏认为，这样大规模的活动目前在中国还无法开展，因为“可能会被认为是在鼓励同性恋”。但是，针对性太强的活动又会错过那些不太接触同性恋群体的同性恋者。Meng 估计，广州及周边地区有大约20万的男男性行为者——这意味着他的组织仅仅接触了其中的15%。“在中国的国情下，这是最大的障碍。”Wei 说。

编译自:	Science，China Partners With Gay Groups on HIV Screening
原文作者:	Mara Hvistendahl
图片来源:	bbs.arting365.com
文章题图:	ibnlive.i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