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贫法

法律是一个不断完善与发展的过程，并囿于其制定时的社会环境。世界上的所有国家，都曾经历过法律的洪荒时代与野蛮生长。

比如，在对待无职业、无固定住处的流浪汉问题上，英国的态度从中世纪到现代，经历了极大的变化。在早期的法律中，非常强调固定的居所和稳定的职业，对于无法实现上述两条，反而进行流浪、乞讨者予以严惩。

1530年，都铎王朝的亨利八世（Henry VIII）把无业流浪者视为社会蛀虫，规定对其处以鞭打的惩罚；后来的爱德华六世（Edward VI）变本加厉，在1547年通过一部济贫法，规定对于流浪汉，第一次被抓到就处以两年苦役，其间企图逃跑者改判为终身苦役，并打上V字烙印；第二次抓住则直接处决。

济贫法时期的英国感化院。

到了1601年，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an）稍稍改进法律，规定地方领主可以征收地方税，用于抚育其领地内无劳动能力的孤残人士，但拒绝劳动者依然要会被鞭打，或送到感化院管训。到1834年，无收入者依然会被强制性送入指定工厂劳动。这些法律的立足点，都在于强调人的经济价值，也即只有能够创造财富者才配得上社会的承认；法律内容在今天看来匪夷所思，在当时却为主流社会所认同，这与其农业经济的时代背景是有很大关系的。

直到二十世纪初，英国政府才开始通过一系列的社会福利法案，对于贫穷、无业及年老者予以救济；到1911年，国家保险法案（National Insurance Act）通过，失业保险和医疗保险制度开始设立起来；而这一系列济贫法（Poor Law）直到1926年才被议会彻底废弃，弱势群体不再被视为社会所厌弃的废物，却被当做全体有工作能力者道义上的共同负担；人不再需要附加上诸多属性，就能得到作为“人”的最基本的尊重与生存保障。

劳教制度是如何建立的？

而劳动教养制度，就有点像是英国的济贫法中指定的感化院，其出发点也在于通过强制劳动和管训来矫治有损社会秩序、游手好闲的社会成员。

这一制度，起源于195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的《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这个决定中如是写到：“劳动教养，是对于被劳动教养的人实行强制性教育改造的一种措施，也是对他们安置就业的一种办法。” 1979年11月，全国大人常委会又批准了一个《补充规定》，对劳动教养作出了一些细化的规定。这两个文件，加上1982年国务院颁布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就是劳动教养制度的主要依据。

理论上说，劳动教养最初和就业沾边，和上述英国的贫民法案类似。但后来的一系列文件，包括公安部2002年下发的《公安机关办理劳动教养案件规定》中，把劳动教养界定成为了一种对于强制教育的行政措施，适用对象也扩大到了扰乱社会正常秩序、吸毒成瘾和卖淫嫖娼等行为者，又很像是治安处罚的一部分了。实际上，很难用一个确切的概念，说明白到底劳动教养是什么一回事，因为它的内容实在是太庞杂了。

下面的示意图，大致解释了劳动教养的流程：

不难看出，劳动教养的整个程序是在同一个封闭的行政体系内运行，而不是像刑事诉讼那样，由公安、检察、法院、司法（监狱）几大系统分工执行并互相制约。

劳动教养，很难做到程序正义

在现代的刑事司法中，世界各国普遍都遵循审判中立的原则，即法官并不负责揭露犯罪，也不负责审核证据，只听取双方意见，考虑法律适用，依法作出判决；控辩双方则围绕着被告人是否有罪、证据是否真实充分、罪行程度、如何量刑等问题在庭上展开攻防战，通过这种三足鼎立的模式，在惩治犯罪的同时，充分保障被告人的正当权益。

而在省、市级的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中，组成人员必须包括公安机关的相应负责人；实际行使决定权的劳动教养审批委员会，则是由公安机关中的治安、刑侦、警务督察、法制等部门的负责人组成。换句话说，在劳动教养的决定程序中，侦察者、指控者与裁决者，实际上都同属一个国家机关，难以做到审判中立。

同时，各国刑法普遍都规定了“无罪推定”原则，即指控者（公诉人、检察官）负有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被告人没有证明自己无罪的义务，却有为自己的清白而辩护的权力；所有证据都必须当庭接受质证，证人必须当庭作证并经控辩双方盘问，未经质证的证据/证言不能作为定罪依据；只有证据链达到了充分、严密、可靠的程度，并足以排除合理怀疑时，法庭/陪审团才会判定被告人有罪，否则法庭必须宣告被告人无罪。而两审终审制，以及“上诉不加刑”的规定，也给予了被告人多一次申辩的机会，利于减少错案的发生。

然而，这些保护被告人权益的规定，在劳动教养中都不存在。指控者和裁决者存在上下级隶属关系，被指控者却不能聘请律师为自己辩护；更糟糕的是，指控/裁决的过程甚至可以不开庭进行，即不给被指控者辩护的机会，完全由裁决者书面审查即可决定（参见下图）：

在这样的程序下，是否能充分保障被劳动教养者的合法权益，能否有效的避免误判，实在令人揪心。

罪刑相当与罪刑法定

刑法中另一个基本原则，叫做“罪刑相当”，即处罚的力度必须和违法行为的严重程度相匹配。对于被劳动教养的人，他们的违法程度要低于犯罪行为，大体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程度相当；但对他们的处罚力度，却丝毫不亚于犯罪、远远超过治安处罚：期限漫长、强制劳动、完全剥夺人身自由；同时，《刑法》中规定对于某些较轻的犯罪行为可以适用缓刑而不收监，但劳动教养却无此规定，缺乏弹性，决定一经作出就必然执行。这完全没法体现出罪刑相当的原则，有失公平。（参见下表）

另外，刑法的一个重要原则是“罪刑法定”，即对某种行为的惩罚尺度，是法律所明文规定的，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较小，一旦判决生效，非经法定程序，任何人（包括执行刑罚的监狱）都不得变更；即便发生了法定的加刑的事由，也必须经过另一次审判程序，开庭审理作出裁定。

但在劳动教养制度中，只规定了期限从1年到3年，却没有规定某种行为到底该处以多长的期限，裁决的随意性很大。更可怕的是，即便开始执行后，被执行人在执行期间还可能因为种种原因而被延长劳动教养期限3个月甚至一年；而作出该决定的，正是执行机关或其上级机关；决定过程无需开庭审理，剥夺了被执行人的辩护权力，也缺乏外部力量的制约。

不妨用另一个表格来加以比较：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劳动教养制度在程序方面存在的诸多的缺陷。许多被视为不言而喻的法律原则，如无罪推定、审判中立、程序正当等，竟然在劳动教养中都完全不见身影，程序正义方面有着天然的欠缺。

当然，程序性法律的改进，是需要一个积累过程的。美国在立国之初，就通过宪法对被告人的程序性权利进行保护，但其完善依然有赖于许多的个案判决来进行。比如，大家都很熟悉的“米兰达法则”，其来源不过是一起普通的性侵案件，今天却成了许多国家的警察在拘捕嫌疑人时的法定程序。

换而言之，正是这一个个“补丁”，一次次的扬弃，才让法律的大厦更加坚固、合理，跟上了社会发展的脚步。或许，该制度的缔造者们所处的时代，还意识不到这种缺陷的严重程度，但在法治逐渐健全的今天，这些缺陷就是令人难以容忍的，必须尽快加以改革。

在我国逐步走向文明、富强、自由的现代化国家之际，我们没有必要，也不应该像当年的英国人对待流浪汉问题那样裹足不前。改革劳动教养制度，不仅是符合法治精神的当然要求，也是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