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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基因争议与风险社会:科学是否在把风险投射给公众?

本文另一作者为范敬群。

最近,《风险社会》一书作者、德国著名思想家贝克(Ulrich Beck)的不幸离世让人们再一次用批判的视角审视科技对社会的影响。如果说一百年前科学在人们眼中是社会前进的主要推动力量,今天人们却愈发把它当作是现代社会的风险来源。这一点在近年来的转基因话题上尤为明显。作为一种四十年历史、二十年农业应用的相当成熟的技术,社会却依然十分关注它所带来的风险,有些学者由此进一步将转基因上升到“风险社会”的层面——认为包括转基因在内的科学进步是风险社会的缔造者、科学进步将风险不负责任地投射给每一个社会成员,我们却对此无能为力。

转基因问题其实只是近年中国不断升温的科技争议的一个方面。除此之外,在垃圾焚烧、水电开发和食品安全等议题上,科学和科学家也一次次被推上了社会舆论批判的风口浪尖。

然而令人费解的是,在多年来常规举行的中国公民科学素养调查中,每一次的结果都是科学家被列为最被信赖的人。这并非是中国特例,以同一套方法论在美、欧、日本、澳大利亚开展的常规科学素质或公民科学意识调查,也基本上都会得出同样的结论。与此同时,这些国家的科学界,也无一不被来自社会的科技争议所困扰。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科学或科学家的这种分裂形象?在科学迅猛发展的同时,其造成的“风险社会”是否无法避免?公众又应当如何面对自己缺乏相关知识的科学争议?

第一部分 科学可信吗?

为什么人们觉得有些科学“不可信”?因为他们认为其中有资本或者权力。

科学对现代社会的影响与渗透在不断深入,在这一过程中,科学与社会传统价值之间的摩擦也在不断加大。康奈尔大学著名的科学社会学家那尔金(Dorothy Nelkin)指出,人们对科学迅猛发展带来的社会、道德和宗教影响的担忧,环境价值与技术发展的对立,以及人们担心新兴技术的健康风险,这些导致了社会上对科技问题的争议不断[1]

以转基因技术为例,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改变了我们对于传统自然和物种的界定。将细菌的蛋白转入植物体内,或者将人奶基因转入牛体内,这些无疑是传统的自然观念无法接受的——尽管迄今为止,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正规科研机构认可转基因有害。

然而,如果仅仅看到这一点,并不能解释何以人们在没有转基因有害的证据的情况下,对这类技术仍然在持续担忧,更无法说明,何以公众能在抵制争议性技术的同时,继续对科学保持了高度的信任。

经验研究表明,抵制新兴科技的原因,不是由于人们认为科学和科学家不再值得信赖,而是因为很多抵制者相信,转基因或者其他争议技术的倡导者不是值得信任的科学家,甚或不配作合格的科学家。而正因为他们不值得信任,所以他们所驳斥的那些证据——认定新技术“有害”的证据——反而值得相信。

然而,争议领域的科学家不被信任,并不是因为他们在科研领域不合格,发表了有问题的文章或者得出了不被证据支持的结论。他们所面临的指责,来自科学之外——特别是,被指责为国际国内权力的附庸,或是为资本说话

这一点在中国国内尤其明显。许多转基因科学家在专业领域是得到学界信任的,但是在社会语境下,当他们面临“为资本代言、为个人谋利”的指责时,他们作为科学家的专业水准如何并没有多少意义。中国传统文化中泛道德化的要求,加之主流意识形态的灌输,使得长期以来大众语境中科学家群体的形象偏重于“苦行”:追求民族利益,牺牲个人物质生活。如在袁隆平的诸多故事中,媒体津津乐道的细节往往是不拿以他名字命名的上市公司一分钱,而忽略袁先生团队长期接受国家转基因重大专项的支持。在对科学和科学家群体的苦行想象中,有利益嫌疑的转基因科学家,面目当然也是可疑的。

在这个意义上,推广转基因技术首先不是科学问题,而抵制转基因首先也不是科学问题。

“都是体制的错”——对管理机构的不信任也会殃及技术本身。

科学在当代社会遭到质疑,也和科学与体制的纠葛有关。

将近30年的科学传播研究表明,公众对科学议题,特别是对热点争议话题以及新技术的态度,与其对政府或社会管理机构的信任密切相关。数以百计的实证研究(包括来自中国的研究)在转基因、纳米技术、核电以及化工厂建设等诸多问题上,都验证和强化了这一结论。其原因很简单,人们认为,只有强大、有效和负责任的政府或社会管理部门,才能确保有潜在风险的技术不会转化成直接威胁公众的风险。

科学问题和一般社会问题不同之处是,科学和高新技术具有的专业性,必然带来知识权威或专家意见的垄断性。即便是在西方社会,有法律保证公民对政府制约,很多公众也在怀疑民主体制能否在科学议题上得以落实。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二战后西方国家的基层民主参与实践,一直以科学、健康及环境议题为主。

而在中国,我们对涉及科学内容的媒体报道及微博发言的长期观察和研究也发现,公众和媒体对科学议题的态度,同样与对体制信任度密切相关。例如,2012年湖南衡阳违规进行了转基因黄金大米营养转化实验,我们针对此事件研究了它在微博传播的状况。结果显示,网友对科学的质疑往往与其对政府管理的不满和对传统权力的颠覆有关[2]

因此,如果公众认为科学家是体制的附庸,在助长信息不透明,就会去妖魔化科学家。但如果将科学家群体从具体的争端事件中抽象出来,则科学家群体仍然是中国社会最被人信赖的群体。

科学家真的会成为权力、资本和体制的附庸吗?很难。

所幸,科学家的研究需要靠同行评判,而不是取决于官员意志。虽然科学家需要利用政府提供的科研经费,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会自动丧失科学共同体的基本逻辑,成为官员意志的附庸或者为权贵背书。现实中,国家大剧院建设、北京古城改造、中国加盟国际热核反应堆计划等诸多重大事项上,出现过不少院士及科学家拒绝为体制背书的实例。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科学社会学的开创者莫顿(Robert Merton)在其名著《科学社会学》中,为科学勾勒了4个主要特征:普世性(universalism),即科学对自然的解释意在揭示普遍真理;社群性(communism),即科学家愿意在科学共同体内分享而不是垄断知识,科学家通过对彼此工作的把关而确保了科学共同体的可靠;无私性(disinterestedness),即科学知识并不受到个人利益的影响;有组织的批判(organized criticism),即科学的发展过程伴随着科学家之间的争论和对新成果的建设性批评[3]

更有意义的是,莫顿反复强调,科学家个人并非都是圣杰,科学所具有的普世、无私、公正这些特点,是现代科学的体制性特点。在晚年,莫顿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思想,指出虽然科学家个人可能被名利驱动,但这并不妨碍科学在总体上体现其无私的特点。

结合莫顿的研究来观察中国的情况,我们也会发现,尽管经常可以见到媒体对一些科学不端行为的揭露,但这并不能表明科学不再可信,或者科学共同体在整体上被腐化了。虽然科学家个体难免利益纠葛,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会以私心而扭曲科学,因为科学共同体的多样性和内部制衡性仍然在保证其结论的无私性。

以转基因领域为例,虽然转基因育种重大专项带来了大量的科研经费,但这并不能证明相关科学家都会串通一气来掩盖转基因的害处,因为同样受到资助的负责研究转基因安全性的科学家有动力来发现其“害处”,科研课题组之间的竞争也会揭示那些试图蒙骗的研究。而在世界范围,包括美国科学院、英国皇家学会、欧洲食品安全局以及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无一认同现有转基因有害的结论,这足以说明在这一问题上科学共同体的共识,这一共识很显然不是可以用科学家个人有了利益而会掩盖真相来解释的。有什么人或组织有能力把全世界的主流科学界都买通呢?

所以,回到我们本文开始所探讨的科学争议的话题,我们可以做出如下总结:科学与社会价值的冲突,科学知识自身所具有的专家的天然垄断性,以及人们对科学所不得不依赖的政治权力的信任度下降(这并不局限于中国),这三个因素导致了现代社会的科学争议不断。但这些争议并不表明科学本身不再值得信任。

第二部分 怎么面对科学的风险?

即便科学是可信的,我们仍然要承认,科学的发展——或者借用《风险社会》一书作者贝克(Ulrich Beck)的话说,伴随科技进步的现代性的发展——确实会带来新的潜在风险。贝克的风险社会的提法,并非是耸人听闻。就此处的讨论而言,风险社会理论中最为核心的一点还不在科学本身,而是在于社会组织和管理机制的发展,可能跟不上具有潜在风险的技术发展,从而导致风险技术失控。

不过在此处,首先要明确区分风险技术的事故,与风险技术的失控。风险性技术的事故正像我们开车出了车祸一样,指的是利用这一技术的设备和机构发生了意外事件。正像绝大多数传统技术一样,所谓的风险性技术当然有发生事故的可能性。这些事故本身,很显然并不是贝克等人所探讨的风险社会的主要肇因。他们所关注的,是能量越来越大的各种技术一旦出现了事故,就会给社会带来灾难性的打击,让我们无法控制其灾难性后果,这也就是风险技术的失控。 

事故的确不可避免,但失控却并非必然。

新技术的风险,实际上比传统技术小

贝克的《风险社会》一书的德文原版(Risikogesellschaft)发表于1986年,恰好在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于当年4月26日爆发灾难性核事故之前不久。因而,书中对技术发展不可控或将带来的人类和环境灾难的说法迅速得到了广泛认同——但由此认定风险技术注定会“失控”,则缺乏证据。

任何技术,不论是传统技术还是高新技术,都存在着出现事故的可能。我们不可能做到杜绝这些事故,只能是让出现事故的可能性更小,危害性更低。但是,新技术,包括各种争议性技术,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和危害性比起传统技术来,实际上更小而不是更大。原因很简单,因为新技术的发展,越来越把控制风险作为其内在的一个环节,现在分析一项科研课题可能给社会造成的潜在风险也是申请课题的标准程序。

例如,转基因育种科技重大专项中,考察转基因可能具有的潜在的对环境和人类健康的影响的课题就占据了相当比例。在另一个同样有潜在风险而争议较小的领域——纳米技术——中美欧三大研究领先阵营都投入了重资来研究纳米颗粒及其技术路线的环境、健康与安全(EHS)影响。不要忘记,后者在EHS上的投入,既不是被公众抵制给逼出来的,也不是因为纳米技术出现过很多“事故”。在纳米EHS问题上的研究,更多是出于防患于未然的负责任的科学发展的态度。

再以核电技术为例。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确实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但其主要原因是缺乏维护、当局对此的隐瞒和处置不当。事故时急性辐射中毒导致数十人死亡,迄今为止又有数十人因辐射罹患癌症而死,未来可能会因额外癌症风险而提前死去的人数更多,但不同估值差异很大。

然而,2011年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尽管灾难程度不亚于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东电在事后处置中也犯了许多错误,但很大程度上因为技术自身的改进,造成的直接死亡数量为零。到2012年2月为止,世界卫生组织等机构委托的调查报告,只是发现抢修核电事故、长期直接暴露于大剂量辐射之下的两名工人,可能患上了与此有关的癌症。而2013年5月份发表在著名的《美国科学院院刊》上的一份评估研究表明,福岛核电站核泄漏对于受到辐射的人而言,造成的致命癌症的几率大约为千万分之二[4]

更重要的是,全球范围来看,民用核电诞生50年,在32个国家累计运行14500个反应堆·年,发生重大事故仅有3次(另一次为三里岛,事故规模相对较小,无人因辐射死亡)。综合来看,即使计入切尔诺贝利和福岛的未来可能死亡人数,再计入核电的整个生产流程中其它环节可能导致的伤亡,核电依然是最安全的能源——单位发电量造成的死亡人数仅为传统煤电的40分之一(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统计)。

此外,科技发展在带来风险的同时,也在创造着解决这些风险的技术。比如全世界绝大多数科学家公认,由于人类工业化活动造成的二氧化碳排放导致的全球变暖,会对环境和人类社会带来重大的损失。但人类的工业化活动,也创造了各种新能源的技术。如果这些技术能得到广泛的应用,那么人类碳排放将在几十年后大幅下降。以过去十几年我们可感的技术进步而论,我们不能肯定说这些技术或比它们更好的技术一定会得到广泛应用,我们也不能肯定这些新技术将来应用的时候是否也会造成新的环境问题,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人类经济和科技发展孕育这些新技术的能力一定在不断进步。

风险和收益,两害相衡取其轻

技术的风险固然值得关注,但若只看到风险,可能会忘记我们使用新技术的根本原因——它们能够带来收益。第一次绿色革命背后离不开化学农业的支持,广泛使用的农业化学品的确对生态产生了危害,但在汹涌的婴儿潮和巨大饥饿压力面前,化学农业是一种“两害相衡取其轻”的选择。

据中国农科院研究员林敏引述的一项研究指出,如果不采用农药与化肥等现代农业技术,传统农耕文明的每500公顷能养活的人口约为1000人,而现代化农业能养活的人口,同等土地则至少为5000人。在人口极度膨胀人地矛盾尖锐的今天,能够养活更多人的现代农业在很长时间将继续是人类的选择。

而且,采用现代技术并非让农业走上了不可持续的高风险境地。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授罗伯特 · 帕尔伯特(Robert Paarlbert)在《食物政治》一书中指出,以现代农业为主导的 OECD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1990-2004 年粮食产量增加了 5%,农耕地减少了 4%,灌溉用水减少 9%,多余氮肥使用减少 17%,农药使用减少 5%,农业总耗能增加了,但增幅只有其他行业的 1/6。

与之相反,据美国农业部的数字,尽管有机农业经历了快速增长,但到 2008 年,仍然只有 0.51% 的美国耕地用于有机农业生产。大部分有机作物亩产量都在常规农业的 60% 以下。

回到转基因农业的话题。转基因技术实际上是现代化学农业的自然延伸,而这一延伸实际上降低了现代化学农业对环境与健康的冲击。据德国哥廷根大学科学家2011年发表在《生态经济》杂志上的一项研究表明,印度自从 7 年前采用转基因棉花以来,其棉花种植已经减少了 50% 的化学杀虫剂使用,其中剧毒农药的用量更是减少了 70%。据此每年减少了数百万起农药中毒事故。

转基因作物对环境的益处,主要体现在通过提高作物产量而减少耕地使用,减少杀虫剂的使用,以及使用更加高效低毒的除草剂上。美国科学家2011年发表的一篇综述,评估了过去 15 年来 150 多篇同行评议的论文后发现,就总体而言,已经被批准进行商业化种植的转基因作物,通过提高了免耕作业、减少了杀虫剂用量、使用对环境更友好的除草剂和提高产量,从而减轻了土地压力,大幅度减少了农业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第三部分 科学与社会,携手前行

社会对科学的制约,会失控吗?

探讨科技进步和风险社会,离不开社会二字。贝克担心科学的快速进步不能得到社会力量的制约从而会失控,而影视文学作品中也常常会塑造出诸如“章鱼博士”这样凭借科学掌握了巨大力量的邪恶科学家。然而现实中,迄今为止并没有出现过任何一位这样的“博士”。这是为什么呢?

首先,现代科技的发展,已经远远不是靠科学家个人的聪明才智可以实现的了。昂贵的实验设备、大量的人员投入才能产生有限的研究成果。在现代科研体制下,科研经费的预算制得以普遍确立,实验室是以课题而不是机构为单位来获得主要经费。任何大型科研项目都需要在常规途径之外,通常是向科学界之外的政治家来申请,这使得某个“邪恶科学家”个人来控制能量巨大的科学或新技术来做恶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当然,如此的设置并非是担心邪恶科学家的出现,而是为了防止科研经费的滥用和浪费。

其次,在社会性力量对科研条件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同时,社会组织的发展也并非如很多学者所担心的那样,完全赶不上高新技术的发展。因为重大科技的发展,不是一夜间完成的,而是一个渐进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论是科学界内部,还是科学与社会之间,都存在着诸多的互动,这些互动过程本身也是科学发展与社会互相适应的过程。

以合成生物学的发展为例。2011 年年底,荷兰和美国两组科学家,分别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资助下,“制造”出一种传染力更强的新型 H5N1 禽流感病毒。这项工作引起了世界范围的轰动,因为人们担忧,如果合成病毒的手段被恐怖分子掌握来发动生化战争,那对人类将极为危险。

于是,2011 年 12 月,美国国家生物安全科学顾问委员会( NSABB )建议,在发表这两项禽流感病毒研究工作的论文时,去掉研究的实验细节,以防止恐怖分子利用这些细节来生产生化武器。而美国政府也把这一结论当成了其官方立场,不久,世界卫生组织也作出了类似建议。这立刻在科学界引发了轩然大波。科学家在对政府干涉科研发表感到不满的同时,指出论文发表的实验细节,远远不足以保证恐怖分子能成功复制病毒,但却可以让正常的科研工作,更好地分享这一研究的成果从而造福人类。最终,科学家一方取得了胜利。论文被原文发表。但这一激烈的争论,也让政府的科学资助部门和科学家彼此都调整了自己的立场和手段,让合成生物学的研究更为规范。

这一案例是社会与科学互动的典型。我们会发现,不存在脱离社会的科学象牙塔。不论是国家生物安全科学顾问委员会,还是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委员会,其组成成员绝大多数也都是科学家,是他们而不是政治家首先意识到这一研究可能的后果并做出建议。但这些科学家以及伦理学家、专业的科技政策制定者和科研基金管理者,也都是科学赖以生存的社会的组成部分。

在微观层面上如此,在宏观方面上,社会组织也一直与科学发展保持着互动。例如,学者们对“风险社会”的担忧,尽管有些最终没有得到证据的支持,但这种探讨仍然非常有意义,使得在社会层面上抑制科学的负面发展成为了共识,因而也才出现了在理论上具有批评意义的科技研究(科学社会学、科学知识社会学即属于其中),以及科技伦理研究的大发展;而在实践上,这些探讨也让遏制不当科学发展的社会管理机制甚至是司法手段不断出现。在转基因问题上,也正是因为对潜在“风险”的忧虑,转基因产品才“生而有罪”,在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极其严格的生物安全评价、监测和管理的机制——其实这套机制的存在,并不是因为它天生风险大,而是因为它诞生在当代,研究者对可能的风险认识更加清晰,对待风险也更加负责。

如何避免科学和政治的串通?

也许有人会说,如果出现了政治家与科学家串通一气,则有可能会出现科学成果被邪恶力量利用的灾难性后果。的确,美国历史上就发生过“优生学”得势的耻辱事件,有的州以“优生学”为依据,禁止生理缺陷者或者被“诊断”为暴力倾向者生育。纳粹德国统治时代的种族灭绝,也伴随着确保雅利安人纯洁性的所谓优生学更大范围的应用。

不错,这种风险确实存在,这就需要对科学与社会发展的探讨,始终不能回避科学发展的民主参与这一点。但在认同民众参与科学发展的合法性的同时也要承认,公众呼声并不能被赋予颠覆科学真理的权力,科学的真理更不能依靠民意来投票解决。需要由科学证据来回答的特定问题,如转基因食品、垃圾焚烧、建核电站等是否安全,必须通过科学证据来回答。同时,坚持科学证据并非意味着科学或者说自然科学就解决了这些问题的全部。对这些议题的探讨,同样也涉及到社会管理、伦理价值等方面。

同时,学者的探讨对于促进民主参与科学非常重要,但这些探讨应该充分地基于事实。比如,一些学者质疑转基因时认为“转基因农业已经失败”,但这一结论就不符合实际。实际上,世界转基因的种植面积一直在扩大。人们听到的对转基因批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印度,在短短6年时间内转基因种植面积迅速超过了中国(中印两国转基因作物主要都是棉花)。假如转基因真像传言中那样造成了那么多农民的自杀(这一说法已经被多次辟谣),假如转基因棉花不是受到了印度棉农的欢迎,在同样以小农为主、政府也没有权力强迫农民选择种植品种的印度,转基因农业不可能取得如此快速的发展。

但督促公众接受科学结论,并不意味着科学家、科研机构或政府科研管理机构可以自行其是,可以认定公众科学素质低下并因此拒绝对话。相反,科学家和科学界需要为自己从事的或支持的科学研究创造透明性,并有义务提供解释、说明和证据。

在上述原则的基础上,科学发展的民主参与,首先应该体现为对科学议题的恰当关切和对科学议程的合理设定。比如,在转基因议题中,民众呼声所代表的民主性,体现为民众对转基因安全的合理担忧。这就要求科学决策者必须把转基因安全研究置于最为核心的地位。其次,确保科学发展的民主性也应该体现为关注、检视和验证公众所提出的证据,不应因为这些证据在主流科学家视野之外而拒绝。最后,科学发展的民主参与也应该体现为民众及其代表对科学组织和科学行为的监督,包括公民代表参与审批科研预算、衡量科学项目的民生收益、曝光科学不端行为等。

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时代,民众对科学发展的参与将变得更加容易,成本相对更低。而我们也有理由期待,低成本的表达,同时也能成为基于证据的、负责任的民主表达。

旧技术不是田园,纯“自然”早已消失

最后,许多对新技术表示担忧的人,关注的其实并不是具体的风险,而是理论上的更高层面——自然的异化。

一个重要的例子是所谓“大自然被实验室化”。始于1970年代末的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从科学知识生产的各个方面,既表明了自然被实验室化或理论化,也表明了科学知识的社会化建构这一特点,很多科学知识在生产过程中具有“高度的解释上的灵活性”(英国社会学家H. M. Collins语),它们不再被认为是确定性的真理,而也可以被当成一种地方性知识。杨念群的《再造病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也可以说是这一学科思想与福柯“身体政治”等思想交织影响的产物[5]

但实际上,自然总是以各种方式受到了人类活动的影响和异化,这并不是现代面临的新境况。譬如,刘翔的出色成绩依赖于塑胶跑道,假如让他在山区和当地小伙子赛跑,他未必就一定能赢;可是山区本身也是一个被异化的自然,乡亲们的房屋、开辟的山路、驯化的家畜、田里的庄稼,无一不是改造自然后的存在。而当人们去关心刘翔与山区年轻人赛跑,这场竞赛也一定是被包括竞赛规则、电视直播、媒体轰炸等给“现代性”过的一场比赛。未被异化的自然,只存在想象中。

而异化自然,向来就是农业的核心。农业始终是持续影响自然的人类活动过程,而传统农业的迷恋者此时陷入的困境是,何为传统?是杂交水稻,还是杂交水稻未出现之前,抑或是玉米、土豆都尚未传人中国时代的耕作方式? 人类农业史长达一万多年,期间始终在发展变化,究竟哪一个时间点是我们应当向往的“传统”呢?智人历史二十万年,人科历史数百万年,这段时间难道不是更加“传统”吗?

在实践层面,批判异化自然或科学知识的社会性建构的说法,最直接的论据就是:这些知识,虽然看起来并不具有真理性,却仍然在不断取得成果,让我们社会得以进步、人类生活得以改善。它们管用。如果说科学只是把大自然实验室化,并不了解和解决真实自然的问题,那么我们就无法解释,何以这样被异化了自然仍然在支持着科学的进步。在面对“原生态自然”这一问题时,我们不能因为崎岖的山路代表了想象中的未被异化的自然,就剥夺了大山深处小伙子们追求在塑胶跑道上奔跑的权利;也不能因为对传统农业的迷恋,就让数以亿计的人口去挨饿。(编辑:Ent)

参考文献:

  1. 那尔金:《科学争议:探究美国的公众信任机制》,收录于《科技研究指南(第一版)》,Sage出版社1995年版。
  2. 范敬群等,“争议科学话题在社交媒体的传播形态研究”,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13年第11期。
  3. 莫顿《规范性科学结构》,1942年,收录于莫顿《科学社会学》,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72年。
  4. Fisher et al. PNAS, 2013, www.pnas.org/cgi/doi/10.1073/pnas.1221834110
  5. Michel Foucault,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 1 (New York: Vintage, 1990 [1976])。
  6. Robert L. Paarlberg, Food Politics: What Everyone Needs to Kno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
  7. 贾鹤鹏、谭一泓主编:《争议中的科学——促进热点议题的社会融合》,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2011年。

题图来源:www.worldipreview.com

The End

发布于2015-02-10, 本文版权属于果壳网(guokr.com),禁止转载。如有需要,请联系果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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