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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壳网专访】四位科学家的转基因圆桌谈(上)

几乎每个初识她的人都会犹豫一下,然后问艾莉森·范·埃宁纳姆(Alison Van Eenennaam),你的姓怎么发音?

艾莉森出生在澳大利亚,语速飞快,经常大笑,她习惯在农场工作,乐于跟动物打交道,也喜欢和年轻的“书呆子们(nerds)”交流,理由是“我们都对科学抱有热忱,都想努力澄清事实,把信息传递出去”。28年前,她从墨尔本来到加州小城戴维斯念研究生,拿了动物学硕士,又拿了遗传学博士,最后把家安在了戴维斯。

除了硅谷,加州还有发达的农业,而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农学排名相当靠前,艾莉森在这里研究不易生病的牛。闲暇时,她会跟丈夫、两个儿子和狗一起出外享受大自然,大儿子有着父亲的褐发,小儿子有着艾莉森的金发——遗传,艾莉森对这门学科的热情从未减退。

  

1983年骑牛的艾莉森,2003年骑马的艾莉森。图片来源:艾莉森本人供图

现在,艾莉森是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基因组与生物技术研究员,美国农业部生物技术国家顾问委员会成员,FDA转基因三文鱼顾问组成员,2014年布劳格(Borlaug)农业科技传播奖获奖者……同时,她还是2014年纽约“智能平方”转基因辩论中的正方辩手

身材高大的詹姆斯·默里(James Murray)也在澳大利亚呆过,他在麦考瑞大学拿的遗传学博士,此后做了30年的转基因研究,研究过各种哺乳动——猪、牛、小鼠、山羊、绵羊。如今,詹姆斯是动物学教授,和艾莉森同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詹姆斯直言不讳,说起话来一针见血,和人类坐在一起表情严肃,和他的转基因山羊蹲在一起则笑靥如花。詹姆斯同时还是马基因组学研究者,美国科学促进协会(AAAS)会员。

 詹姆斯·默里现在主要研究转基因牛和溶菌酶转基因山羊(lysozyme transgenic goat),这种山羊产出的羊奶能抗微生物,能帮助减少人类饮奶后腹泻。他用猪做模型生物,来测试抗菌效果。图片来源:westernfarmpress.com

戴安·雷-凯恩(Diane Wray-Cahen)则呆在东岸,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那里没有加州阳光和农场动物。戴安瘦削温和,戴副大眼镜,语速缓慢但很坚定,带着一种对许多议题都思虑已久的气质。她会注意到各种细节,譬如一篇以猪为模式生物的论文有设计缺陷——“猪和小鼠不一样”,戴安说,“当你把一群小鼠养在同一个笼里,它们每只都可以吃饱喝足。但是如果你把一群猪养在同一个棚里,每只猪的‘进食等级’都不一样,因此它们吃的食物量,感受到的压力都不同。”戴安是美国农业部海外农业局(FAS)资深顾问,现在关注生物技术的科学传播,在此之前,她是康奈尔大学动物学博士,转基因动物科学家,FDA研究员。

从戴安所在的华盛顿出来,先沿着I-66公路往西,再沿着I-81公路往南,开上四个半小时的车,就会抵达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埃里克·哈勒曼(Eric Hallerman)在这里做了差不多30年的研究,是这所大学的鱼类保育系主任。他是水产学博士,风险评估科学家,声音低沉柔和,只在说到绿色和平给他发恐吓信时才稍稍提高音量。“我是最早的一批转基因鱼研究者”,埃里克沉思着说,“不过中国武汉的朱作言后来比我们做得更棒”。

除了鱼类研究,埃里克还做生态学的风险评估,并参与制定一些公共政策。作为最早提出生物技术环境风险需要监管的人之一,埃里克无法释怀的一点是——“我当初是不是做错了?”

这是四位在生物技术领域的工作经验加起来超过一百年的科学家,他们怀有同样的疑惑,“我们当年是不是做错了什么?我们现在是否能做得更好?”不久前,这四位科学家访问了果壳网办公室,除了聊他们那些年一起养过的猪牛羊鱼,也非常坦率地分享了他们对转基因研究和科学传播的看法。

转基因的过去:科学家不会起名,反转者有利可图,政客们专帮倒忙 

 

艾莉森·范·埃宁纳姆(左一),戴安·雷-凯恩(左二),埃里克·哈勒曼(右二),詹姆斯·默里(右一)。图片来源:网络

转基因应该标注吗?答案取决于你怎么提问

果壳网科学人:你们周围的人们怎么看转基因?

戴安·雷-凯恩:我现在长居华盛顿。华盛顿是首都,许多专职说客(lobbyist)聚集于此。因此,那里有许多观点极端的人,有的非常推崇转基因,有的非常排斥转基因,他们都会强烈发声。我还常常遇到望文生义的人,他们会仅仅听到一个名字就做出反应,却没有想到自己并不了解其中的真实含义。

艾莉森·范·埃宁纳姆:我从澳大利亚来,澳大利亚100%的棉花都是转基因,还有许多抗除草剂的芥花油菜(canola)。在澳大利亚,虽然有人反转基因,但总体来说反对者和反对活动都不多,大家并不认为转基因是重要议题,或许是因为澳大利亚只有2000万人口,不像中美是大国,因此不值得反转活动者花时间吧。澳大利亚农民挺喜欢转基因的,有机会用他们就会用。

戴安·雷-凯恩:当我和美国农民聊的时候,他们都很支持转基因技术。

埃里克·哈勒曼:我在弗吉尼亚州。在我所在的大学城里,大部分人理解转基因作物是农业生产的重要组成,但是一旦到了30英里之外,就是完全不同的亚文化了。有很多嬉皮士,他们非常反对科技,他们拒绝给孩子注射疫苗,也反对转基因作物,跟高科技有关的只有互联网他们不反对。

詹姆斯·默里:我在加州,有些人数不多但反对声音很大的反对组织,他们试图推动立法强制转基因标注,但退败了。不过,加州有许多县(county),有些县通过了禁止种植转基因的禁令。但也有县试图推动转基因作物,因为可以减少污染。总之,哪怕在同一个州,不同的县态度也很不一样。

戴安·雷-凯恩:我觉得城市化给美国乃至全球都带来了一个挑战,越来越多的人住在城市里,越来越少的人住在乡下。因此当人们对农业有疑问时,他们不能像从前一样打电话跟种田的叔伯聊聊,现代人很少有农业内行的亲友可以问。这事在转基因动物上比在转基因植物上更明显,当你开始讨论动物福利或动物权利时,就会发现公众对畜牧业有很多巨大的误解。

果壳网科学人:说到广泛误解……你们对转基因标注怎么看?

戴安·雷-凯恩:如果你问人们,“你担忧什么食品问题?”其实他们很少提到转基因。即使在欧盟,也只有8%的人会提到他们担忧转基因。

詹姆斯·默里:从全美调查来看,转基因并不是人们最警惕的东西。当被问到“你会想要食品标签上标注哪些东西?”的时候,转基因排不到前20名,常常只有不到1%的人会选。

戴安·雷-凯恩:如果你问人们转基因该不该标记,他们都会说,应该标记。如果你问他们其他信息该不该标记,他们基本上也会说应该标记。有数据显示,希望标记杂交的人跟希望标记转基因的人数目非常非常接近,也就差不到1%。

艾莉森·范·埃宁纳姆:如果调查希望标记DNA的人,人数可能更多。

戴安·雷-凯恩:对,怎么提问非常重要。如果问人们,“你觉得利用转基因技术来减少杀虫剂使用好不好?” 得到的回复基本上都是好好好。如果直接问,“你觉得转基因技术怎么样”,得到的回答就不同了。

詹姆斯·默里:“你会不会吃转基因”跟“如果FDA证实转基因是安全的,你会不会吃”,这两种问法得到的答案也不一样。

埃里克·哈勒曼:我教本科生遗传学。上到生物技术介绍时,我会问底下的学生,谁支持生物技术?谁反对?谁拿不准?差不多各占三分之一。等上完课再问,很多人就从“我拿不准”改成了“好吧,我现在会支持”。我觉得公众也是这样的,很多人只是从媒体和朋友那里听说了负面信息,很多人则就是不知道所以拿不准,如果媒体能用一种适合他们理解的方式传达科学,很多人的意见就会改变了。

戴安·雷-凯恩:对,事先提供的信息很重要,就像埃里克所说,一旦学生们理解了什么是转基因,他们的意见就改变了。

当年我们想得太简单,甚至可说是很幼稚

果壳网科学人:想当年,你们刚开始研究转基因的时候,形势和现在不太一样吧?

詹姆斯·默里:我是1983年开始研究的,1985年我已经通过显微注射法(注:把DNA注射到受精卵中以导入基因)做转基因羊了。艾莉森第一次做显微注射大概比我晚一年左右。

艾莉森·范·埃宁纳姆:你们几岁了?

果壳网科学人:游识猷是1982年生的。

詹姆斯·默里:至少你那时候活着(笑)。你们几个就未必吧。

果壳网科学人:对,Ent是1988年才出生的。

詹姆斯·默里:每次我一讲这些事,我的学生就会翻白眼说“遥想1985年,真行”,但我确实是1985年就在做我的第一只遗传工程(genetic engineering)的绵羊。那时候还没有转基因植物,最早的转基因植物——转基因烟草大概1983年出来的时候,转基因动物都做了好几年啦。朱作言出了鲤鱼,其他人出了绵羊和牛——根本没人反对。全世界最早研究转基因动物的7个实验室里,有3个在澳大利亚,曾经有个研究组是做移植和医学模式生物的,还有个是做家禽的,希望能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现在都没有了。(叹气)

埃里克·哈勒曼:那时候教我做微注射的人还是朱作言。他曾经用那种像婴儿毛发一样细的工具来做鱼卵注射。我当时说,这太复杂了,我们想办法改进一下针和流程吧。在和中国同行的合作中,我们不但一起做出了更好的注射系统,也开始注意到一些后来证明非常重要的课题。

 

中科院院士朱作言1985年所做的转基因黄河鲤(左)与其对照鱼(右),由于转入生长激素基因,这种转基因鲤鱼的生长速度比普通鱼快42%,饲料转化率(feed conversion rate)高出18.5%。 图片来源:新华网 

埃里克·哈勒曼:那时候跟现在真是大不一样。1982年《自然》杂志的封面还是转基因小鼠跟个头较小的非转基因小鼠呢。作为遗传学者,我们想的都是,一旦把这种技术应用到育种中,天哪,我们能有多少巨大突破啊!于是我们就开始动手研究了。对于这些产品多久能上市,我们当时的想法真是非常幼稚。

 

1982年《自然》杂志封面的转基因小鼠(左)和非转基因小鼠(右),因为转入了受锌调控的大鼠生长激素基因,所以这种转基因鼠在饮食里有额外锌的时候就会长得更大。图片来源:vet.upenn.edu

詹姆斯·默里:我们也是看到《自然》1982年的那个封面,然后我们动物部门的头儿说,咱们就做这个吧,大大改进澳大利亚的羊毛业。羊毛是角蛋白,里面有很多二硫键,限制羊毛生长的关键点是含硫氨基酸。不幸的是,羊作为反刍动物,胃里还有很多不太需要硫的细菌,这些细菌使很多硫以硫化氢的形式损失掉了。结果羊真正吸收的含硫氨基酸够它们长肉,但不够它们长太多毛。什么办法能提高产量?一种思路是让羊吃下更加富含含硫氨基酸的饲料,兽类营养学家一直在这方向上努力。而我们的想法是,让羊能自己合成含硫氨基酸——这事本来没有真核生物能做到,只有一些细菌能把硫原子塞到蛋白质里去。我们的想法就是让羊拥有合适的酶,有酶有底物,它们就能自己合成了。当时澳大利亚的媒体采访了我们,报道出来,反响也很不错。虽然有个天才报纸别出心裁地在自家封面上放了个长着鸡身子、花生脑袋的嵌合体,不过总体来说,没人担忧,没人害怕。

詹姆斯·默里:那时候,作为科学家,我们努力工作,改善畜牧业里的动物,转基因技术让你能做到传统育种技术永远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你永远不可能用传统杂交选育出能合成含硫氨基酸的反刍动物。真核生物基因库里就没这基因。当我们朝这方向努力的时候,没人跳出来反对。那时候的争议问题不是基因工程,而是动物权利。有些人觉得你根本就不该“利用”动物来做任何事,我们面对的是这样的反对者,而非基因工程的反对者。

詹姆斯·默里:九年后,我离开澳大利亚,去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那时候,对转基因作物的反对声也只是零零星星、不成组织的。在80年代末,科学家一直以为那点反对者会自然消失。几乎每个科学家都相信最迟到90年代末,市场上就会出现转基因动物。不会有任何问题。等产品上市了,人们自然就会意识到这些产品很有用,它们能大大提高农业效率。再说了,谁会在乎食物从哪里来,又是怎么来的呢?消费者不是一向觉得,食物就是从超市来的吗?牛奶从超市的纸盒子里来,猪肉从超市的小塑料盘里来。没有人会在意农业的具体运作方式。即使这些反对者在欧洲渐渐成了气候,科学家们还是不太担心。

基因编辑、雄性不育…科学家真的不擅长起名

果壳网科学人:当初的科学家都没有想到后来的发展吧?

詹姆斯·默里:可以说,是科学界放任反对者从无到有,逐渐壮大,最后跟科学界分庭抗礼。不止如此,科学界还放任反对者创造了未来所用的术语,定义了争论的主题。举个例子,“基因改造生物”(GMO)就是绿色和平创造的,结果它变成了一个极端负面的词汇。

果壳网科学人:所以现在有种RNAi土豆管他们的技术叫INNATE

埃里克·哈勒曼:他们不想被叫做“转基因”或者“基因改造”。不过辛普劳公司(Simplot)用的是相同物种的基因,所以也许这样更容易被接受?

詹姆斯·默里:因为GMO已经是个坏词了。

果壳网科学人:我们是不是要再发明个新词?

戴安·雷-凯恩:这是个好问题,其实也被讨论过。有人建议“精准育种”(Precision breeding)。

艾莉森·范·埃宁纳姆:科学界之前试过,因为我们不喜欢GMO这个词,所以有人试过推荐科学家用“现代生物科技”(modern biotechnology),但是公众还是继续用GMO。我其实有点担忧一件事,尽管我自己认为“精准育种”更准确地反应了技术的内涵,但是科学家们应该还是会接着用“基因编辑”(gene-editing)。反正我自己去开科学会议的时候,人人都管它叫“基因编辑”。我觉得,我们还在犯20年前的老错误,简直好像我们这些年来什么都没学到。

詹姆斯·默里:绿色和平之所以用GMO,是因为他们造出来的另一个词“科学怪食”(Frankenfoods)没有被公众接受。这两个词都是他们想出来的。

戴安·雷-凯恩:往好处想的话,至少这次“基因编辑”或者“精准育种”都是科学家想出来的术语。还有一个词叫“新育种技术”(new breeding technology),不过这听起来有点不知所云、躲躲闪闪的感觉。

詹姆斯·默里:1980年代有人想推广“分子育种”(molecular breeding)这种叫法,试了几次,应者寥寥。

戴安·雷-凯恩:“分子育种”听起来也有点吓人啊。(笑)

詹姆斯·默里:还有Oxitec公司用的“雄性不育技术”(sterile male technology)。

有营销,有意识形态,反转是门大生意

果壳网科学人:你们对反对转基因的人士和组织了解多少?

埃里克·哈勒曼:我刚开始做转基因鱼的时候,绿色和平还是个好组织。那时候的绿色和平曝光了捕鱼中的漂网(drift net)问题,揭露了法国在南太平洋的大气核试验 。我对当年的绿色和平怀有敬意。但自从绿色和平发现反对转基因能让他们名利双收开始,他们就逐渐丢失了我的敬意。顺便一提,大概在90年代中期,绿色和平曾经邀请我担任他们的科学顾问,但就在此前一天,我刚收到一封来自绿色和平的威胁信。因此我在电话里跟他们说,请问是哪个绿色和平在给我打电话?是刚刚威胁过我的那个绿色和平吗?我不会给刚刚威胁过我的NGO当顾问的。什么?那只是你们的一个活动者?不不,他不只是个活动者,他在你们的保护伞下。总之,我拒绝了绿色和平的邀约。

詹姆斯·默里:说到环保人士,我对马克•莱纳斯(Mark Lynas)怀有敬意。他能公开承认自己从前是因无知而反对转基因,还在新书里提到我们需要基因工程技术,来让世界粮食可持续供应。

戴安·雷-凯恩:还记得之前说的那个《自然》封面么,转了生长激素基因的小鼠。人们不喜欢激素这个词,那时候就有了一些谣言。当时杰里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说,如果女孩子喝了激素水平较高的牛奶或者别的什么动物奶,她们会长到3米高,而且3岁就进入青春期。

詹姆斯·默里:杰里米·里夫金是最早制造议题的几个人之一。他以前就写过好几本伪科学书,既不顾科学也不理事实的那种,然后到处推销,反转基因也是他的议题之一。他本职是律师,抗议、游说、从中牟利,他在华盛顿还有个基金会。

果壳网科学人:所以反对者究竟是基于什么而反呢?技术是不好的?我们不该扰乱自然?我们应该反对大公司?

埃里克·哈勒曼:我听过一些小农场主说,他们不喜欢大的种子公司控制一切,尤其厌恶种子公司因为非法盗版种子问题起诉农民。他们也担忧如果转基因作物种在他们田地附近,给他们的作物授粉,把他们的有机作物变成非有机,还让他们有被起诉的风险……

戴安·雷-凯恩:不不,事情不是这样的。首先,在美国,是不是有机取决于你有没有遵循美国农业部农业市场服务部(Agricultural Marketing Service)定的有机种植程序,只要你遵循特定的种植方式,你的产品就是有机的,哪怕里面有转基因成分也无所谓,这跟有机与否完全无关。

戴安·雷-凯恩:至于种子盗版问题,事实其实比媒体呈现的要更复杂一点。被起诉的案件一般是农民有意地用了草甘膦来筛选出转基因种子,并蓄意地传播了这些种子。如果你压根没有利用转基因的性状,比如说,你根本没有用草甘膦这个除草剂,转入的抗除草剂基因无从发挥作用,那么哪怕你种的是转基因种子也没事。如果你既不付费,又在利用转基因的性状,那就不可以。

埃里克·哈勒曼:明白了,下次有人再跟我提这事,我可知道怎么回答了。

艾莉森·范·埃宁纳姆:我觉得现在的报道焦点对生物技术不太公平。每个跟转基因有关的诉讼都非常吸引眼球,每次冲突都得到许多关注。但事实上,加州有不少农民在自己地里既用转基因又用有机。在夏威夷木瓜业中,转基因其实还帮助了有机农业,因为抗病毒的转基因木瓜降低了总体病毒负荷(virus load),所以他们可以在外圈种一圈转基因木瓜,然后在里面用有机方式来种非转基因木瓜,这叫“光环效应”(halo effect)。有机农业里也有类似措施,他们会种些能抗虫害的作物来减少总体虫害,从而能帮助其他作物有机种植。我不喜欢把转基因和有机对立起来,我希望每个人能自由地用自己的方式来做事,同时也能好好相处。 

感染了木瓜环斑病毒(PRSV)的木瓜植株和果实。图片来源:维基百科。木瓜业是夏威夷第二大支柱水果产业,85%的木瓜供美国和日本食用。然而,病毒却对木瓜业造成巨大威胁。美国农业部太平洋区域农业研究中心的科学家丹尼斯·冈萨弗斯(Dennis Gonsalves)研究出了能抗病毒的转基因木瓜,并发现如果在转基因木瓜的“大海”中种植几个非转基因木瓜的“孤岛”,就能增加作物多样性,其中的非转基因木瓜也能得到保护,即光环效应。 光环效应也体现在其他转基因作物上,2010年《科学》上的一个研究显示,转基因Bt抗虫玉米广泛种植后,欧洲玉米螟(European corn borer)的虫害大幅下降,给非转基因玉米也带来了保护。据估算,非转基因玉米种植者因此获得了43亿美元的收益。

戴安·雷-凯恩:基本上他们是处得来的。农民并不会因有机或者转基因对彼此反目。在两边阵营都有些特别引人注目的发声者,但是总体上是和睦的。

艾莉森·范·埃宁纳姆:其实是营销问题。这就是为什么老有辩论,大家都试着占到市场优势。我的东西比你的好,比你的安全,更纯洁或者更什么鬼。不是农民在这么干,是市场营销者。 

詹姆斯·默里:现在有机基本上是个营销工具——“我是有机,我更好更自然”。意识形态也参合到市场营销中来了。比如动物权利活动者反对转基因动物,因为他们认为不该对动物做任何事。反对疫苗的家伙也反对转基因,因为他们反对技术,也就是说,不是单单一个组织在反对转基因,反转是一个多种意识形态的联盟。不幸的是,反对者们还成功地从中牟利,杰弗里·史密斯(Jeffery Smith)们就是这么挣工资的,有人付他们钱去反转基因。他们是职业的反转基因活动者,他们以此谋生。

果壳网科学人:谁会付钱给这些活动者呢?

詹姆斯·默里:钱的来源还挺多样的。美国有机协会可能雇了一些。还有很多人会给这些NGO捐钱寄支票。他们也写书,拍电影,做的事情还挺多样化,不过总而言之,他们是职业反转的活动者。

艾莉森·范·埃宁纳姆:种有机的农民和有机消费者立场还不太一样。有机消费者联盟(Organic Consumers Association)就特别强硬,他们跟许多组织都有联系。如果你去追寻资金,就会发现这是一滩浑水。一个看似独立的组织其实受另一个组织资助,然后那个组织又受别的组织资助。

艾莉森·范·埃宁纳姆:里面肯定有人是因为商业利益竞争。但也有仅仅基于意识形态就反转基因的组织,有的是觉得转基因不“自然”,有的是因为不喜欢孟山都,或者担忧大公司控制了食品供应。不过,这些人最大的问题在于,他们不受科学事实所限,他们不理会科学事实,他们也不在乎必须说实话,他们说着那些耸人听闻的东西,癌症啦,自闭症啦。对于住在城市里的人,这些词听起来可真是太糟糕了。这些人真的让科学家感觉非常棘手。因为你不得不一次次地被动回应。他们说“得癌症”令人印象深刻,比起来我说的“不会致癌”简直弱爆了,他们说1次,我得说上4次才能勉强把听众的印象扯平。

艾莉森·范·埃宁纳姆:最近反转议题又变了,从转基因生物很危险,变成了草甘膦很危险。我自己是遗传学家,不是毒理学家,你要问我草甘膦毒性的问题,我还真不能回答,科学家不能对自己专业之外的议题发表意见。但我确实注意到很多反转活动者在转向这个议题,说他们在意草甘膦的毒性,尽管五年前他们口口声声说的还是转基因本身很危险,DNA随机插入基因组很危险。

果壳网科学人:转基因动物呢?这个没有用到草甘膦。

埃里克·哈勒曼:人们对转基因动物的态度跟对转基因植物的还不太一样。动物是有感觉、有智慧的生灵。它会注视着你的眼睛,它是不同的。如果我们能让动物不易患病,我们就能增加动物福利。很多人会说,动物会更快乐更健康?那我支持!詹姆斯我要拿你的山羊来举例了,那些山羊能分泌人类的溶菌酶,于是羊奶就不那么容易变质,喝羊奶的小孩就会更健康、更少痢疾,这能大大提高很多发展中国家儿童的健康水平。没人会反对这种事!不过,如果只是长得更快的三文鱼,有人就会说,所以我们会有更多的三文鱼……嗯,那又如何?

 詹姆斯·默里(左)和他的转基因山羊(右)在一起。图片来源:californiaagriculture.ucanr.org

英国政客请闭嘴,帮倒忙的转基因“队友们”

詹姆斯·默里:最早做基因改造动物的人里,有几个到处宣扬这种技术将会变革动物选育,解决一切问题,而且在未来几年里这一切就会全部成真。他们吹嘘过头了,也承诺了一个太短的时间段。而且那几个人还不肯闭嘴。他们真是在帮倒忙,因为这给了公众错误的感知,误会了这项技术能在多长时间内做到什么。那时候我们还没有基因组数据,而很多人低估了需要花费的时间。就拿我来说,把硫氨基酸合成酶基因和启动子克隆到一起,就花了足足两年。我后来做显微注射法,从胚胎注射到出生得9个月,再花15个月等母兽性成熟,然后让它再怀胎9个月后才能拿到转基因奶,此时距离我做显微注射都过去2.5到3年了。那帮人之所以会承诺很短的时间,一部分是因为他们太幼稚,另一部分也是因为他们没有好好坐下来拿张纸笔算一算,搞清楚究竟得花多长时间。

戴安·雷-凯恩:也有很多人是务实的。

詹姆斯·默里:当反对声出现时,之前推销过度的损害已成事实了。

果壳网科学人:公众态度的转折点大概是在什么时候呢?

詹姆斯·默里:如果你回顾90年代初,英国是很支持转基因(pro-GE)的,他们在转基因动物、转基因植物投入了大笔研究经费。转基因西红柿刚刚上市的时候,在美国市场表现一般,但在英国卖得挺不错。

戴安·雷-凯恩:那时候转基因也标注,但当时这种标注还是一种高科技好东西的自我标榜。

 

1990年代,FlavrSavr转基因西红柿原浆罐头在英国市场大受欢迎,罐头上清楚标注了原料是转基因西红柿。这种西红柿是最早获准上市销售的转基因作物,它不表达聚半乳糖醛酸酶 (Polygalacturonase)基因,因此细胞壁的果胶不会被这种酶分解,果实不易软化,更容易运输和保存。后来这种西红柿曾申请在欧盟上市,当时的欧盟科学委员会认为转基因西红柿安全可食用,然而各成员国始终难以达成一致,直到2002年申请被撤销。图片来源:gmo-compass.org

詹姆斯·默里:英国当时对转基因的态度是非常积极的。然而接下来就连续发生了两件事,先是疯牛病 ,然后是口蹄疫。人们因疯牛病而死去,但英国政府却出来说病情和人们购买的牛肉并无关联。接着又是口蹄疫爆发,最终政府不得不杀掉数以百万计的牛羊来阻止疾病传播。这两件事彻底摧毁了英国监管机构的公信力。几乎一夜之间,英国的立场就从欧盟里最支持转基因的一个,变成了反对转基因的领头者。 

1990年5月16日,当着媒体摄像机的面,当时的英国农业部长约翰·古默(John Gummer)和自己的4岁女儿科迪莉亚(Cordelia)一人吃了一个牛肉汉堡,试图以此证明英国牛肉的安全性。图片来源:home.bt.com

戴安·雷-凯恩:疯牛病爆发时,英国科学家并不赞同政客出来说的东西。那些是政客的话,不是科学家的话。英国科学家当时认为不确定性太大,你不能出来打包票,但是政客担心人们会因为恐惧就不买英国牛肉。除了疯牛病和口蹄疫,英国当时还有一次沙门氏菌疫情,政客又一次出来说没事的,尽管吃。还有牛肉中的重组生长激素问题 ,美国批准使用,欧盟的许多成员国则反对,但法国和英国在几个月里就迅速审批通过了。此后英国公众基本上完全失去了对农业部等监管部门的信任。2001年,英国不得不另外成立了英国食品标准局(Food Standards Agency) ,来重新专门负责食品安全问题。这也是为什么美国监管者现在如此保守的原因之一,他们知道,信任一旦失去,就非常难以重获。

詹姆斯·默里:都是因为失去了公信力。

埃里克·哈勒曼:到现在15年了,形势下滑得太快。当年我还在研究能引入自然环境的养殖鱼类。我们做的是转基因白斑狗鱼(Northern pike),给我们研究经费的人问,你们什么时候才能把这些鱼放到我们州的溪流河川里去?我说,不不不,稍等一下,生态学的问题还没研究呢。他们不明白,什么生态学问题?我就解释给他们听。我是第一个提出生态安全问题的人,后来我在想,我是不是制造了一个大麻烦。到如今,安全问题的门槛被抬得如此之高,几乎没什么转基因动物能通过监管系统,而后续研究又发现有些问题根本没有之前担忧的那么严重。那么我从这件事里学到了什么呢?太多事实未必带来好结果?说实话,我不知道。

詹姆斯·默里:我当初听说你们在做转基因白斑狗鱼,我就说,那帮家伙在想什么啊?那就是纯粹供人垂钓取乐的鱼。你们的研究就为了让人能钓到更大的白斑狗鱼?

埃里克·哈勒曼:虽然是供人垂钓取乐,不过在明尼苏达州,我们也用白斑狗鱼作为模式生物。明尼苏达州政府给了我们一大笔研究经费做这个。

詹姆斯·默里:所以我说,你们脑子里在想什么啊?

埃里克·哈勒曼:有一回我对一个政客也这么说。当时我站在研究海报前面,然后有个政客跟我说,“年轻人,别的什么乱七八糟的我都不管,我只要人们从芝加哥跑来钓这种鱼!”我说,“可是先生,我们甚至还不知道这些鱼是不是真的长得更快呢……”“那不重要,只要人们认为如此,而且愿意跑来在我的选区内花钱就行,别的我才不在乎!”

詹姆斯·默里:那时候,在美国,在澳大利亚,做动物研究的人们都没想到后来会出这么大的纰漏。然后英国一夜之间立场180度大转弯。而且从那以后,很多科学家也不愿意再和媒体打交道了。

 

The End

发布于2015-09-22, 本文版权属于果壳网(guokr.com),禁止转载。如有需要,请联系果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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