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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壳网专访】菲利普·津巴多:每个人都可以是英雄

1971年8月14日,加州帕罗奥图,斯坦福大学的所在地。警车的呼啸声打破了星期天早晨的寂静。九名学生的家门突然被敲开,踏出房门的他们被指控武装抢劫,在邻居惊愕的围观中被当场上铐并逮捕。他们被押送到警察局,记录下指纹和入案照,然后剥光衣服,搜身,剃头,喷药除虱,换上不合身的囚服,带上脚镣,转移到附近一幢楼地下室里三人一间的监狱。

学生被捕的场景。图片来源:Philip G. Zimbardo

警局接受检查的嫌犯被蒙眼。图片来源:Philip G. Zimbardo

二十世纪最受争议的一次心理学实验,就是这样开始的——只不过那一天,还没有人意识到这一点。

这个实验很轻松地得到了斯坦福伦理委员会的批准,还拿到了美国海军研究办公室的资助。但无论是实验的审批方、资助方还是设计者,都对接下来六天里会发生的事情丝毫没有准备。首批参加实验的十八人随机分配为两组,九名囚犯当然是清白无辜的,是同意参加被试的学生;九名狱卒也完全一样,唯一的区别就是他们站在牢房外,身穿制服,手拿木质警棍。所有指标都显示他们在各方面完全正常,只是身处斯坦福地区、希望参加实验并拿取每天15美元报酬的本科生而已。

实验者在当地报纸上刊登的招募广告。图片来源:Philip G. Zimbardo

然而,实验者记录下了这样的场景:

“……当我们看到狱卒强迫囚犯做俯卧撑时,我们起初认为这种惩罚对监狱而言不合时宜,太幼稚了……但是后来我们发现俯卧撑在纳粹集中营里是常用的惩罚措施……我们实验中有一个狱卒会踩在做俯卧撑的囚犯背上,或者强迫其他囚犯踩或坐在背上……”

“……三间牢房之一被设定为特殊牢房,参与叛乱最少的囚犯被转移到这里并享有特权,可以拿回他们的衣服、床,而且可以刷牙……但很快,狱卒把几个‘好’囚犯转移到‘坏’牢房,‘坏’囚犯转移到‘好’牢房,囚犯完全困惑了,叛乱领袖开始怀疑好牢房里的是告密者,信任被破坏了。……我们的顾问后来告诉我们,真正的监狱里也使用类似的技巧来破坏囚犯的联盟……狱卒通过令囚犯之间相互攻击来避免自己被攻击。”

就在短短六天时间里,这些普通学生重新发明了全套的惩罚措施:半夜唤醒,强迫背诵囚犯编号,禁止清扫便桶,强迫俯卧撑,没收床垫,没收囚衣,关禁闭。当然还有使用警棍和灭火器殴打。这一切都发生在斯坦福心理学系地下室的模拟监狱里,都发生在再普通不过的大学生之间。

强迫列队不断重复自己编号是警卫采用的一种惩罚方式。图片来源:Philip G. Zimbardo

而入戏的甚至不仅仅是那些警卫。

“唯一不肯和牧师说话的是819号,他想见医生。……和我们交谈的时候他崩溃了,歇斯底里地哭泣……我取下了他的脚镣,告诉他到旁边的房间休息,说我会去拿些食物来并叫医生。

“但就在这时,一个狱卒把其他囚犯拉到一起,让他们大声重复:‘819号是个坏囚犯。因为819号,我的牢房变得一团糟,狱警先生。’整齐划一地重复了十几遍。

“回到屋里,我看到的是一个男孩在无法遏制地抽泣……我对他说我们离开吧,他拒绝了。他流着泪说他不能离开,因为其他人认为他是坏囚犯,虽然他身体不舒服,但是他还想回到牢房里证明他不是。

哭泣中的819号。图片来源:Philip G. Zimbardo

“这时我说,‘听着。你不是819号。你是[他的名字]……我是一位心理学家,不是典狱长。这不是真正的监狱。这只是一个实验,这些都是学生,不是囚犯,就像你一样。我们走吧。

“他突然不哭了,抬头看着我,就像刚从噩梦中醒来的小孩一样。他说,‘好,我们走吧。’”

发生了什么?

四十多年过去了,那个实验的设计者,斯坦福大学心理系教授菲利普·津巴多,终于觉得自己有了初步的回答。

今天的津巴多因为很多事情而著名:他是《心理学与生活》、《津巴多普通心理学》等多本著名教材的作者,进行了害羞、时间观、军事文化等社会心理学领域的卓越研究,领导着名为“英雄想象”的公益组织,出版了诸多学术著作,最新一本《雄性衰落》刚刚由湛卢文化引进,前不久来华并在新曲线出版承办的活动中发表了名为《从恶魔到英雄之路》的演讲……但是人们说起他,最常想到的还是那个四十年前的实验——它被命名为“斯坦福监狱实验”。这也可以理解,因为津巴多的学术生涯,他对制度和人性的探讨,他赋予社会沟通的意义,确实都和那次实验无法分割。

津巴多来华讲座,也是为他的新书《雄性衰落》中译本宣传。图片来源:湛庐文化

监狱实验:“我的研究就是关于场景和体制的力量”

果壳网科学人:这个问题肯定已经有无数人问过了,不过你愿意为我们的读者讲一下,这个实验是怎么开始的呢?

津巴多:我的实验其实是几年前米尔格拉姆实验的后续。米尔格拉姆实验展现了环境的力量——能让好人去做坏事。

米尔格拉姆服从权威实验最初是耶鲁大学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拉姆(Stanley Milgram)在1963年发表的。实验中,被试以为自己扮演的是教师角色,对回答错误的“学生”给予电击(实际上并没有真的电击)。随着电压逐步增加。由演员扮演的“学生”会做出许多表示痛苦的动作,但是一旁的实验人员严词命令被试忽略这些动作,继续电击。每一位被试都表现出了种种不安,但是有65%的被试一直把电压增加到了最高档——450伏。

他的实验都是关于一个人面对一个权威的压力时屈服的。但是我的感觉是,那样的事情其实不常发生。更常见的情况是,人们之所以做坏事,是因为他们在扮演一个角色。他们是工头,是老师,是祭司,他们身处角色场景之中,是场景推着他们走向负面的结果。我的研究就是关于场景和体制的力量。我把好人放进了坏的场景——监狱;他们面临的是我创造的这整个体制。但是米尔格拉姆实验和我的实验,都描述的是环境对人施加的力量。

果壳网科学人:这个实验原定两个星期,但实际上仅过了六天就提前结束了。它是为什么要结束的呢?

津巴多:我们选择的都是正常、健康的大学男生,我们做了心理测试和生理测试。但仅仅过了36小时,就出现了第一例精神崩溃。到我终结实验的时候,有些人遭遇了非常严重的应激反应,不得不去就医。完全失控了。所以我们提前结束。

8612的“入案照”,他是第一个精神崩溃的被试。图片来源:Philip G. Zimbardo

果壳网科学人:但即便如此,似乎还是太晚了。这是不是和你亲自扮演典狱长角色有关呢?

津巴多:这是我犯的错误。这个实验真正的执行者只有我自己和我的两个研究生,人太少了,不足以维持二十四小时的监控——因为总得有人睡觉。实验需要有人录像,有人提供食物,如果囚犯出现了精神崩溃需要有人提供医护,大部分时候只有一两个人能真的观察和记录。而我还希望创造一个真实的环境,所以我会允许家长来探监,有假释听证会,有监狱牧师,有警察,诸如此类。我得管理这一切,所以我犯了错误:我自己扮演了典狱长的角色。一旦我在客观研究者之外还扮演了这个角色,我的判断力就被扭曲了。我的确是在阻止狱卒向囚犯施加肢体暴力,但是我没有阻止他们采取心理暴力。如果我还能维持客观研究者的视角的话,在第二个或者第三个囚犯崩溃的时候我就会终止实验了。 

津巴多亲自扮演典狱长的角色并对狱卒进行培训。图片来源:Philip G. Zimbardo

果壳网科学人:最后你是不是有一个瞬间突然意识到,这样是不对的,这个实验已经偏离了方向?

津巴多:是的,有这样一个瞬间,那就是来自我从前的研究生,克里斯汀娜·玛斯兰。

她早先在斯坦福曾是我的研究生,六月份已经毕业了。实验开始的时候,她在伯克利刚刚开始她的教授生涯。我们在约会,刚刚搬到一起住,正准备结婚。我们的打算是,先同居一年,看看彼此能否接受。

那个星期四的晚上,我把她叫来地下室,因为按照计划她会参与采访所有的被试狱卒和囚犯。那是晚上十点钟,狱卒押着囚犯排队上厕所,给他们头上罩袋子,锁链锁着他们的腿,推推搡搡,大声斥骂。我呢,我已经逐渐地适应了这样的恶,这在我看来只是每日观察记录上的一个对勾而已:十点钟厕所时间。我对她说,“嘿克里斯汀娜,看看这个,多有趣。”而她却开始哭泣,转身跑出了门口。

我追了上去,在心理系楼门口我们争吵了很久。她说了大致这样的话:“你变了。你所创造出来的场景已经改变了你自己。这些人不是囚犯,他们是我们的学生;他们正在受苦,而你要为此负责。”但我还是在试图说服她,这是一项强有力的心理学现象展示。

最终她说,“我已经不能理解你变成了什么,我不喜欢我眼前看到的这个人。如果这真的是你,那么我不想再让我们之间的关系持续下去了。”

这就是那个瞬间。她在说,你已经不是那个我爱上的人了,如果你已经改变了这么大,那么我要离开你。她在说,我宁愿放弃一项事关终身的关系承诺,除非你醒悟过来。她始终没有说“你必须终止实验”;她只是在那一瞬间让我意识到了我自己的改变。第二天一早我就终止了实验。

玛斯兰和津巴多结婚时的照片。图片来源:Christina Maslach

果壳网科学人:如果今天的你重新做一遍斯坦福监狱实验,你会怎么设计呢?

津巴多:我们需要做什么样的实验呢?最重要的当然是训练狱卒让他们学会以人道的方式对待囚犯,而非野蛮和施虐。每一个狱卒都该接受这样的训练。大部分国家的狱卒几乎没有经受过任何心理学训练,也就没法应对这些问题——狱卒和囚犯的关系,典狱长和囚犯的关系,这都是心理问题。如果囚犯想杀死你,你要怎么处理自己的恐惧?要怎么应对监狱环境带来的巨大压力?这本来应该是狱卒最基础的训练,但是大部分狱卒对此一无所知,他们只接受了肢体上的训练,怎么给囚犯戴手铐,怎么穿拘束衣,等等。所以我们认为,全世界的狱卒都应该更加了解监狱中的心理状态,监狱意味着什么,身为狱卒意味着什么。

如果重做实验,我们会用原来的实验做对照,现在我们有另外一组狱卒,会接受比方说我的完整训练,用积极心理学,接受同情心训练。这会带来什么不同吗?他们会更人道吗?虐待会更少吗?如果是这样,我们就能用在真正的监狱训练中了。

果壳网科学人:所以其实这一次,你的目的是要改善监狱的面貌。

津巴多:当年实验之后不久发生了很多事情。就在实验结束的那一天之后,旧金山附近有一所大监狱——加州圣昆丁州立监狱发生了骚乱,有一位犯人乔治·杰克逊(George Jackson)在暴乱中死亡,他是一位著名黑人社会活动家,人们都说他是被狱卒谋杀的。又过了三个星期,东海岸这边,纽约州的阿提卡监狱被暴动的囚犯占领了。所以那些日子里监狱是全美的热门话题。我受邀前去旧金山和华盛顿特区参加听证会,面对国会委员会讲述监狱的状况。我给他们提供的建议里有很多是来自我的研究。我列出了十五条监狱现在就应该做的事情,让监狱变得更有效、更人道,让囚犯能得到重新教育而不是单纯地被惩罚。虽然大部分人并不想接受外来的批评,但是还有不少监狱接受了的,比如美国的所有军事监狱都学习了我们的建议。

果壳网科学人:你有计划去做这样的一个实验吗?

津巴多:事实上我向斯坦福提交了申请的。他们说,除非你能担保结果是正面的,不然不能让你去做。但是如果能事先担保结果,还要研究干啥啊?

果壳网科学人:而你觉得这样的要求太严格了。

津巴多:是的,我觉得这样完全讲不通。伦理委员会其实是可以给予“暂时性许可”的,比如说让你先做一天,先用五个被试,看看结果如何,再决定是否继续。它不需要是一个全或无的问题。不过他们大概也是被第一次实验吓怕了,当年委员会根本想象不到会出现这样恐怖的后果,我也想象不到。那时所有人觉得,这就是一群孩子在玩警察抓小偷啊,斯坦福一个地下室而已,能怎样呢?当时委员会甚至还提了个意见说,这个地下室只有一个入口,万一起火了有危险,你们需要一个灭火器。 结果警卫用这个灭火器作为武器来惩罚囚犯。

1971年7月津巴多向伦理委员会递交的申请。图片来源:Philip G. Zimbardo

打破旁观:“因为他们做出了英雄行为,所以才成为了英雄”

果壳网科学人:在这么多年的研究之后,能不能说,我们终于知道何为坏人何为好人了呢?

津巴多:在《路西法效应》一书里,我讨论了纳粹战犯艾克曼的例子。他屠杀了上百万无辜的犹太人,可是当他面临审判的时候,看起来完全就像是个普通人一样,和你我的叔叔伯伯简直没有区别。坏人其实并不是一看就知道是坏的。我想反过来说,英雄也不是一眼就是能看出来的超级英雄,不是武士或者将军,骑着高头大马挥舞着刀剑。让我们改变一下英雄的定义吧,英雄就是普通的人。有些人说“英雄是特殊的人,所以他们能做出特殊的英雄之举”。我说,不是的。恰恰是因为他们做出了英雄行为,所以才成为了英雄,就像克里斯汀娜·玛斯兰那天所做的那样。

果壳网科学人:这让我想起了前不久发生在中国的一个热门事件:有一位姑娘在酒店的走廊里面临暴力威胁。网上有很多关于旁观者能够做些什么的讨论。面对这样的场景,怎样才能让旁观者伸出援手成为英雄呢?

津巴多:每一个国家,每一座城市,每时每刻,都有人会面临紧急状况。女性遭受的袭击和虐待尤其之多。心理学文献中讨论了所谓的旁观者效应:如果有多于一个的旁观者在场,人们往往就不会帮忙,只会相互看着。如果没有人站出来,那么此刻的社会“常态”就是没人帮忙。这就像是有人在你的手上绑了锁链一样,什么都做不了。

我创立的“英雄想象计划”(Heroic Imagination Project),就是要推广这样的概念。要意识到旁观者效应的存在,意识到无论是在怎样的紧急情况下,大部分人都会什么都不做。但是与此同时,只要第一个人伸出手,其他人就会加入进来。你的任务就是成为那第一个人,成为英雄,去做点什么。你不需要做任何危险的事情,不需要冲上前去,但是总要做些什么的——比如呼救叫警察,“救命!这里有位女士需要帮助!”

英雄想象计划是津巴多创立的一个非营利组织,用以推广对抗旁观者效应的办法。

这其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去想“我们能做什么”。2003年,美国曾有过这么一个案例:一场摇滚音乐会,表演时安排在舞台上放焰火,结果把舞台周围的隔音层点燃了。但是很多人的死因不是燃烧和爆炸,他们是在大门口踩踏挤死的——就在他们进来的那个入口。实际上那个音乐厅有好几个紧急出口,但是在危急情况下人们都变成了小孩,他们只记得自己进来的那个主入口,只会往那里跑。这时你可以做的事情就是大喊,“不要集中在那里,到我这里来!”但是,没有人说话。在紧急状况下,人和人之间没有相互交流。哪怕有一个人站出来,就不会有这么多人踩踏死掉;而懂得旁观者效应的存在,你就更有可能想到这一点。

在北京大学的公益演讲活动中,津巴多身穿代表“超人”的T恤,表达每个人都能成为英雄的观点。图片来源:新曲线出版

雄性衰落:“太多的年轻男性为游戏放弃了和别人的交流”

果壳网科学人:你的新书《雄性衰落》中认为电子游戏和色情作品正在影响男性的社会沟通能力。你能说说这个观点的依据吗?

津巴多:作为社会心理学家,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人们应该形成紧密的社会联系。我们应该有很多朋友,有男有女,应该能舒适地彼此交流。任何对此产生消极影响的事情都需要改良。我研究人们为何会害羞,因为如果害羞的话我就没办法和你说话。我会觉得你在审视我,会拒绝我。我想邀请她去跳个舞,但我做不到——问一句话的事情,就是说不出来。害羞令你无法建立人之间的关系。

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年轻男性从很小的时候就在互联网上花了太多的时间,他们在社交沟通方面没有获得任何练习机会。社交沟通需要很多相关的技巧:学习如何把想法转化成语言,如何根据听众的不同而改变表述方式,如此等等。我必须判断出我在说什么,你在有怎样的回应。我必须知道你点头意味着继续,你眼神漂移意味着无聊,等等。两个人沟通的“算法”简直有成百上千的规则,学习它的仅有的方式就是看别人交流(你的父母),或者自己练习。

但今天的年轻人几乎没有练习的机会,因为他们宁可呆在自己屋子里打游戏,上网,看电影,还有色情产品。全世界范围内,太多的年轻男性放弃了社交,用虚拟世界取而代之。我认为这不是一个暂时的阶段,而是长期的现象,因为游戏公司已经成为了相互竞争的超大企业,每个月都在竞相开发新的产品;色情产业的规模更加巨大,每一天都在输出更加诱人的产品——而历史上头一回,它是免费的了,一天24小时都可接触,甚至没有什么机制阻止未成年人去看。

果壳网科学人:但这个问题在男性上更严重?

津巴多:所有证据都表明,男性花在游戏上的时间至少是女性的五倍。色情作品也是,男性比女性多得多。游戏和色情作品几乎都是由男性制造、被男性消费的,大都是关于支配、战争和毁灭的。当然会有越来越多的游戏,也会有一些游戏是面向女性的,毕竟也是成百上千万人的大市场——但现在而言,游戏是在迎合男性的心理。而我觉得,太多的年轻男性为游戏放弃了和别人的交流。

因此现在我们面临的场景,是年轻男性宁可每晚独自在屋里连续几小时打游戏,间以色情产品。这些人始终不会去练习社交沟通。这样的唤起过程,有一点就像是药物成瘾一样:游戏必须不断变化才能维持刺激。成瘾的特点是,我觉得成瘾物质比什么都好:上课的时候我宁可闭上眼睛想象游戏,和女性交谈的时候我宁可闭上眼睛想象色情作品场景,等等。全世界范围内男生在学校的成绩都出现了糟糕的倾向,远比女生严重。

因此,游戏和色情根本的问题在于花费时间过多和社会孤立。每天打10小时游戏,这些时间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成了一个单纯的消费者,没有创造。没有读书,没有写作,没有接触自然,没有和人交流,没有锻炼。不再创造,只剩消费,这非常可怕。更糟糕的是现在还有了游戏竞技。最近我去了一趟波兰,六万人到体育场去观看十个人争夺电竞冠军。你在付钱去看别人玩游戏。对我来说这太疯狂了!

当然,女性市场总是存在的,建设性的游戏总是有的,但它们没有那么吸引人。色情作品也是如此——其实只需要加入浪漫成分就行。大部分色情作品没有任何浪漫元素,甚至没有交谈和接吻。

心理学的现状:“我们应当发明出新的使用心理学的办法”

果壳网科学人:最近心理学界最大的话题就是可重复性危机了。你觉得这个危机有多大?

津巴多:人们总是会作弊的。商店里有作弊,产业界有作弊,学术界当然也有作弊——当然这是错的。但是说到底,在学术界抓住作弊者还是比较容易的:如果有人试图重复你的结果,重复不出来,足够的人重复不出来,他们就会说,“我要看你的数据”。本质上来说,我们相信的不是你,而是你的证据。

证据是什么?譬如说,斯坦福监狱实验的证据是什么呢?当然这个实验也遭到了攻击,但是我有视频。所有的视频都在这里,每天警卫都会写一份报告,我做的一切都在斯坦福数据库里,全部数字化了。如果你想知道发生了什么,都不用来找我,去数据库里看,全世界任何地方都能访问这些资料。当时我给了他们七十五盒资料呢。

果壳网科学人:而与此同时,心理学博士们还在发牢骚说找不到工作。

津巴多:这是全世界的问题,不是美国的。我有在西西里的同事,他都写了一本专著,可是连讲师的职位都找不到,令人心碎。今天这个问题更严重了。当年我做博士的时候,做成一个实验,就能写一篇论文。现在你得做五个实验才能发一篇。五个实验做下来需要好多年的!而且你还在和所有其他人竞争,所以今天你要比我当年努力许多,最终展现出来的成果还更少。而如果要得到最好的工作,得有很多成果给人看……

而且现在的期刊拒绝率也越来越高了。我现在还会被拒稿呢,有好几篇文章被拒了三四次了。

另外一个问题是美国有的,我不知道别国情况怎样。在美国,很多老师都成了兼职教师(adjunct),不是全职的,大学不付给他们固定薪水,而是按照工作量计酬。他们经常没有自己的办公室,得和别人共享。许多这样的老师同时在很多学校任教,在这里上一堂课,那里上一堂课。实际上上的课比正常的教职还多。但是学校不给他们福利,没有退休计划,只按照他们教的学生数量来付钱,比如说一个学生五十美刀;如果没有足够的学生来选这个课,课程就会取消,你备课的功夫也就白费了。我的女儿就是这样的兼职教师,她是很优秀的教师,为教学付出了很多的工作,可是拿到的钱微乎其微。现在这样的兼职制度越来越流行了,因为对学校来说几乎不花什么钱——但这实际上是剥削,是奴隶劳工。

还有一件事是,我们应当发明出新的使用心理学的办法,让毕业生思考如何把心理学用到有用的场景上去。你知道,其实心理学毕业生是受过最好训练的职业人士了,他们知道证据的重要性,知道如何使用统计学,通常都知道怎样写出好文章,懂得批判性思维,懂得同时在个体层面和群体层面思考。很多场合下,比如在斯坦福商学院里,那里的社会心理学家比心理学系的还多呢。他们都能找到好的工作。

我当然很庆幸我是在这一切还很容易的时候进了这一行,不过我还是衷心祝年轻一代好运啦。(编辑:moogee)

采访者之一和津巴多的合影。

本采访得到了湛庐文化(微信号cheerspublishing )、友心人(微信号yosumn)以及新曲线(微信号nccspsy)的大力帮助,特此致谢。

The End

发布于2016-04-28, 本文版权属于果壳网(guokr.com),禁止转载。如有需要,请联系果壳

我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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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生物学博士生,科学松鼠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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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lo

    果壳科技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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