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唯/译，vicko238、Ent/校）2015年12月，我写了一篇CRISPR基因编辑技术潜在用途的稿子。这篇稿子基于我在华盛顿特区参加的一次会议，引用了六名男性和一名女性。这六名男性包括五名科学家和一名历史学家，都因其专业知识而被引用。这位女士是一家细胞组织库银行的联络总监，引用她的部分是关于她作为一名遗传病孩子的母亲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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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注意到了这种反差——不光是男女绝对数量上的反差，也是因为他们被引用的方式，但只是在这篇稿子发表后。更让人感到过分的是，CRISPR基因编辑技术领域根本不乏优秀的女性科学家。事实上，这一技术领域的两位先驱艾曼纽·夏庞蒂埃（Emmanuelle Charpentier）和詹妮弗·杜德纳（Jennifer Doudna）都是女性，她们都在此会议上发言。然而，你读了我的文章后很可能会认为CRISPR只是男性的成果。
两个月后，我的同事艾德丽安·拉芙兰斯 (Adrienne LaFrance) 发表了篇文章，文章里她分析了她发表在《大西洋月刊》的稿件中被引用人的性别比例。 2013年，在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位计算机科学家的帮助下，她清点了自己一年的稿件。 在她的136篇稿件里提到的人中，只有25％是女性。 她对自己2015年的稿件做了同样的事情，结果发现了更低的数字：22％。 正如艾德丽安所说：
“这些数字令人痛心，尤其是因为我所报道的领域——机器人，人工智能，考古学，天文学等——男性本身就比女性多。这就意味着，在女性的技能和成就遭到轻视或无视、而女性被排除在外的世界里，由于没有引用或提及很多女性，我也是造成现状的助力之一。”
她是对的。科学界的女性面临着一系列被广泛记录在案的系统性偏见。她们面临着长期以来对其智力和科学敏锐度的刻板印象。她们需要更好的大学成绩才能获得与技能相同的男性同等的声望，她们接受的指导更少，被评为比同等资历的男性更缺乏能力、更难就业。她们受到邀请去演讲的可能性更小。她们的薪酬比男性同龄人更少。她们必须应对相当多的骚扰和伤害。
性别偏见在媒体中也是根深蒂固的，用社会学家盖伊·图赫曼（Gaye Tuchman）的话来说，女性正在被“象征意义上地消灭”。正如艾德丽安在她的文章中所指出的，“在新闻编辑室和新闻报道中，男性都是领导者——他们挣了更多的钱，获得了更多署名机会，会有更多机会出镜，而且比女性更经常在媒体中被引用。”大量的数据可以再次证明这点。一些分析表明，在新闻报道中，男性发声的机会比女性的多，通常和艾德丽安在她的稿件中发现的比例一样：男性有比女性多三倍的可能性被媒体引用。
我在我的稿件中也发现了同样的比例。 在艾德丽安发表她的分析后不久，我回顾了我2016年到那时为止发表的作品。 在所有23个被引用的人中，24％的引用来源是女性。而在这些稿件中，35％完全没有女性发声。这让我感到惊讶。那时，我知道这个数字不会是50％，但我不觉得它会这么低。我知道我关心平等，所以我自欺欺人，认为自己并非问题的一部分。我以为消极地关注这一议题就足够了。但消极地关注远远不够。
从这次后，我一直花更多时间寻找女性采访对象，试图由此来积极地纠正这种性别不平衡。 对于任何给定的稿件议题，我几乎总是试图联系数个采访对象。例如，如果我正在撰写一篇关于新的科学论文的稿件，我将会采访这些研究背后的科学家，但也会把这篇论文给其他人看，从而获得独立研究人员的评论。为了找到合适的采访对象，我会研读被这篇论文所引用的相关著作。我会通过搜索引擎谷歌来寻找在做类似研究的人。我也会在推特上寻找。我会阅读过往的新闻报道。 为了找到更多的女性信息来源，我会花费多一点时间在上述所有搜索结果中，直到我能够找到一份包括几个女性受访人的名单。
最重要的是，我在一个简单的电子表格中记录了我做的怎么样。这样做的重要性怎么说也不为过：这是一种防止自我欺骗的疫苗。它阻止我错误地认为万事大吉。这件事我已经做了两年了。在我刚开始四个月后，在我的稿件中发声的女性比例就达到50％，并且从那以后，一直维持在大约42％到61％之间。 在这两年的时间里我写的312篇稿件中，只有7％的故事没有女性的声音。（这个数字不包括少数不含任何性别发声的稿件。）
在这么做的第一年，我还记录了我请求做采访的人数，想知道自己是否实际试图联系了相同的男女数量，仅仅是得到的回复中男女比例不平衡而已。但事实情况并非如此：2016年年初，我联系的人中，女性只占30％。 随着这一年慢慢过去，我发现我需要联系1.3名左右的男性以引用一位男性受访人，而差不多联系1.6个女性后，我才能引用到一位女性受访人。这可能有几个原因。 首先，在女性占少数领域工作的那些女性，可能已经因为工作和促狭的时间而不堪重负。第二，我怀疑女性比男性更可能拒绝接受采访，因为她们想当然地以为她们并不合适——对此我有个人的体验，但还没有经过严格的量化证实。
寻找不同的报道信息来源，并追踪记录它们，需要花时间，但不需要花太长时间。我认为这样做大概让每篇稿件增加了15分钟的工作量，或者说，每个星期大概要花一个小时。这似乎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数字，也是记者应该争取的最低标准。我们有很多方式来增加我们信息来源的多样性，实现性别平等是迄今为止这些方式中最简单的。毕竟，根据名字很容易猜出某个人的性别，并且在跟踪进度时，有一个明显的50％的目标基准。
自2015年11月来，我一直在跟踪我稿件中的非白人比例。去年这一数字为26％，每个月的数据在15％到47％之间浮动。我想把这个数字变得更高。我正在考虑如何包括来自LGBTQ、残疾人或移民社区的更多声音。我在思索不仅仅是被我引用的那些人，也包括那些伴随我稿件出现的照片中的人。性别平等仅仅是个开始，而非终点。
怀疑论者可能会争辩说我不需没事找事，因为我的稿件仅仅只是反映了科学的现状。但我不赞同新闻应仅作为社会的镜面这种说法。是的，新闻告诉了我们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的，但它同时也把我们推向了世界可以成为的样子。新闻是向权力宣真言，为沉默者发声。新闻是个积极从新鲜的观点和声音中汲取经验的职业，而不是简单地征询一小群家喻户晓的人的观点。
另一个流行的批评是，我应该不论性别，只为所有稿件关注寻找最有资格在其中发声的人。 这一点似乎表面上听起来很合理，但经不起哪怕是最温和的审视。如何认定“最合格”？ 我是否要列出某个领域的所有科学家，并按照出版物，奖项或被引用指数的数量或大小进行排列，然后将其排序，按照影响力高低自上而下去采访？ 我是否假设这些指标存在于社会的真空中，而且它们本身也并未受到我试图抵制的性别偏见的影响？ 如果我这样做，那就太天真了。
请注意，当记者讨论报道更多的女性声音时，这种拒绝考虑性别而仅仅寻找最佳来源的呼声几乎总会出现。 然而，面对那些主要引用男性的新闻报道——也就是大多数新闻报道时——这种对质量的肤浅关注在哪里？它缺席了，因为正如艾德丽安在她的文章中指出的那样，这种批评暗中已经假定最好的信息来源不是女性。 这种批评暗示了，如今男性被过度代表的这一现状，是因为他们已经就是现存的最佳的信息来源。
我不这么认为。 我们联系通常可能被采访的人，并不是因为我们已经对他们的价值进行了客观评估，而是因为他们是最容易联系的人。我们知道他们的名字。他们在谷歌搜索的结果中名列前茅。其他记者已与他们取得联系过。他们拥有声誉。然而，这一切的前提是—在一个女性相比于男性处于劣势的世界里，他们获得了这些声誉。
一个相关的批评是，一位女性仅仅只是她是女性而被采访是种侮辱。但这是个稻草人攻击。我不是因为人们的性别而去问她们的意见；我是因为她们的专业知识而提问。我接触的每一个人都有资格谈论我正在写的特定内容稿件；只不过，现在恰巧这些有资格的人中有一半是女性。
找到这样的人越来越容易。记者克里斯蒂娜·塞尔比（Christina Selby）在“开放笔记本”（Open Notebook）上撰文，汇编了一系列多元化新闻信息来源的小贴士。记者毛利· 布罗多夫-印迪卡多（Mollie Bloudoff-Indelicato）创建了“多元化信息来源”（Diverse Sources），这是一个未被充分代表的科学领域专家的可搜索数据库。 “500名女性科学家”是一家非营利性组织，其创建了“要求一位女性科学家”（Request a Woman Scientist），也是个类似（并更大）的数据库。两者都可以按国家、专业领域等条件进行搜素。几位科学家汇集了一份包括从业于微生物学、天文学、物理学、演化、政治学、神经科学和其他领域的女性名单。我自己个人留存了一份包括女性和少数族裔的名单，这些人在我通常报道的领域中工作。如果这些都没法帮你找到受访者，最基本的新闻方法总是有效的：询问某人。让相关领域的人给出关于采访对象的建议。
任何人都可以这样做。 正如《多伦多星报》的编辑凯西·英格斯（Kathy English）所说，“还需要很久，这种资源才能让外部的忽视女性的借口消失：‘但是我找不到一个有资格的女性。’事实上，她不仅存在，而且做好了准备，让世人听见她的声音。”（编辑：vicko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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