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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花了两年时间,试图解决我稿件里的性别不平衡

(周唯/译,vicko238、Ent/校)2015年12月,我写了一篇CRISPR基因编辑技术潜在用途的稿子。这篇稿子基于我在华盛顿特区参加的一次会议,引用了六名男性和一名女性。这六名男性包括五名科学家和一名历史学家,都因其专业知识而被引用。这位女士是一家细胞组织库银行的联络总监,引用她的部分是关于她作为一名遗传病孩子的母亲的经历。

图片来源:pixabay

我注意到了这种反差——不光是男女绝对数量上的反差,也是因为他们被引用的方式,但只是在这篇稿子发表后。更让人感到过分的是,CRISPR基因编辑技术领域根本不乏优秀的女性科学家。事实上,这一技术领域的两位先驱艾曼纽·夏庞蒂埃(Emmanuelle Charpentier)和詹妮弗·杜德纳(Jennifer Doudna)都是女性,她们都在此会议上发言。然而,你读了我的文章后很可能会认为CRISPR只是男性的成果。

两个月后,我的同事艾德丽安·拉芙兰斯  (Adrienne LaFrance) 发表了篇文章,文章里她分析了她发表在《大西洋月刊》的稿件中被引用人的性别比例。 2013年,在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位计算机科学家的帮助下,她清点了自己一年的稿件。 在她的136篇稿件里提到的人中,只有25%是女性。 她对自己2015年的稿件做了同样的事情,结果发现了更低的数字:22%。 正如艾德丽安所说:

“这些数字令人痛心,尤其是因为我所报道的领域——机器人,人工智能,考古学,天文学等——男性本身就比女性多。这就意味着,在女性的技能和成就遭到轻视或无视、而女性被排除在外的世界里,由于没有引用或提及很多女性,我也是造成现状的助力之一。”

她是对的。科学界的女性面临着一系列被广泛记录在案的系统性偏见。她们面临着长期以来对其智力和科学敏锐度的刻板印象。她们需要更好的大学成绩才能获得与技能相同的男性同等的声望,她们接受的指导更少,被评为比同等资历的男性更缺乏能力、更难就业。她们受到邀请去演讲的可能性更小。她们的薪酬比男性同龄人更少。她们必须应对相当多的骚扰和伤害。

性别偏见在媒体中也是根深蒂固的,用社会学家盖伊·图赫曼(Gaye Tuchman)的话来说,女性正在被“象征意义上地消灭”。正如艾德丽安在她的文章中所指出的,“在新闻编辑室和新闻报道中,男性都是领导者——他们挣了更多的钱,获得了更多署名机会,会有更多机会出镜,而且比女性更经常在媒体中被引用。”大量的数据可以再次证明这点。一些分析表明,在新闻报道中,男性发声的机会比女性的多,通常和艾德丽安在她的稿件中发现的比例一样:男性有比女性多三倍的可能性被媒体引用

我在我的稿件中也发现了同样的比例。 在艾德丽安发表她的分析后不久,我回顾了我2016年到那时为止发表的作品。 在所有23个被引用的人中,24%的引用来源是女性。而在这些稿件中,35%完全没有女性发声。这让我感到惊讶。那时,我知道这个数字不会是50%,但我不觉得它会这么低。我知道我关心平等,所以我自欺欺人,认为自己并非问题的一部分。我以为消极地关注这一议题就足够了。但消极地关注远远不够。

从这次后,我一直花更多时间寻找女性采访对象,试图由此来积极地纠正这种性别不平衡。 对于任何给定的稿件议题,我几乎总是试图联系数个采访对象。例如,如果我正在撰写一篇关于新的科学论文的稿件,我将会采访这些研究背后的科学家,但也会把这篇论文给其他人看,从而获得独立研究人员的评论。为了找到合适的采访对象,我会研读被这篇论文所引用的相关著作。我会通过搜索引擎谷歌来寻找在做类似研究的人。我也会在推特上寻找。我会阅读过往的新闻报道。 为了找到更多的女性信息来源,我会花费多一点时间在上述所有搜索结果中,直到我能够找到一份包括几个女性受访人的名单。

最重要的是,我在一个简单的电子表格中记录了我做的怎么样。这样做的重要性怎么说也不为过:这是一种防止自我欺骗的疫苗。它阻止我错误地认为万事大吉。这件事我已经做了两年了。在我刚开始四个月后,在我的稿件中发声的女性比例就达到50%,并且从那以后,一直维持在大约42%到61%之间。 在这两年的时间里我写的312篇稿件中,只有7%的故事没有女性的声音。(这个数字不包括少数不含任何性别发声的稿件。)

在这么做的第一年,我还记录了我请求做采访的人数,想知道自己是否实际试图联系了相同的男女数量,仅仅是得到的回复中男女比例不平衡而已。但事实情况并非如此:2016年年初,我联系的人中,女性只占30%。 随着这一年慢慢过去,我发现我需要联系1.3名左右的男性以引用一位男性受访人,而差不多联系1.6个女性后,我才能引用到一位女性受访人。这可能有几个原因。 首先,在女性占少数领域工作的那些女性,可能已经因为工作和促狭的时间而不堪重负。第二,我怀疑女性比男性更可能拒绝接受采访,因为她们想当然地以为她们并不合适——对此我有个人的体验,但还没有经过严格的量化证实。

寻找不同的报道信息来源,并追踪记录它们,需要花时间,但不需要花太长时间。我认为这样做大概让每篇稿件增加了15分钟的工作量,或者说,每个星期大概要花一个小时。这似乎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数字,也是记者应该争取的最低标准。我们有很多方式来增加我们信息来源的多样性,实现性别平等是迄今为止这些方式中最简单的。毕竟,根据名字很容易猜出某个人的性别,并且在跟踪进度时,有一个明显的50%的目标基准。

自2015年11月来,我一直在跟踪我稿件中的非白人比例。去年这一数字为26%,每个月的数据在15%到47%之间浮动。我想把这个数字变得更高。我正在考虑如何包括来自LGBTQ、残疾人或移民社区的更多声音。我在思索不仅仅是被我引用的那些人,也包括那些伴随我稿件出现的照片中的人。性别平等仅仅是个开始,而非终点。

怀疑论者可能会争辩说我不需没事找事,因为我的稿件仅仅只是反映了科学的现状。但我不赞同新闻应仅作为社会的镜面这种说法。是的,新闻告诉了我们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的,但它同时也把我们推向了世界可以成为的样子。新闻是向权力宣真言,为沉默者发声。新闻是个积极从新鲜的观点和声音中汲取经验的职业,而不是简单地征询一小群家喻户晓的人的观点。

另一个流行的批评是,我应该不论性别,只为所有稿件关注寻找最有资格在其中发声的人。 这一点似乎表面上听起来很合理,但经不起哪怕是最温和的审视。如何认定“最合格”? 我是否要列出某个领域的所有科学家,并按照出版物,奖项或被引用指数的数量或大小进行排列,然后将其排序,按照影响力高低自上而下去采访? 我是否假设这些指标存在于社会的真空中,而且它们本身也并未受到我试图抵制的性别偏见的影响? 如果我这样做,那就太天真了。

请注意,当记者讨论报道更多的女性声音时,这种拒绝考虑性别而仅仅寻找最佳来源的呼声几乎总会出现。 然而,面对那些主要引用男性的新闻报道——也就是大多数新闻报道时——这种对质量的肤浅关注在哪里?它缺席了,因为正如艾德丽安在她的文章中指出的那样,这种批评暗中已经假定最好的信息来源不是女性。 这种批评暗示了,如今男性被过度代表的这一现状,是因为他们已经就是现存的最佳的信息来源。

我不这么认为。 我们联系通常可能被采访的人,并不是因为我们已经对他们的价值进行了客观评估,而是因为他们是最容易联系的人。我们知道他们的名字。他们在谷歌搜索的结果中名列前茅。其他记者已与他们取得联系过。他们拥有声誉。然而,这一切的前提是—在一个女性相比于男性处于劣势的世界里,他们获得了这些声誉。

一个相关的批评是,一位女性仅仅只是她是女性而被采访是种侮辱。但这是个稻草人攻击。我不是因为人们的性别而去问她们的意见;我是因为她们的专业知识而提问。我接触的每一个人都有资格谈论我正在写的特定内容稿件;只不过,现在恰巧这些有资格的人中有一半是女性。

找到这样的人越来越容易。记者克里斯蒂娜·塞尔比(Christina Selby)在“开放笔记本”(Open Notebook)上撰文,汇编了一系列多元化新闻信息来源的小贴士。记者毛利· 布罗多夫-印迪卡多(Mollie Bloudoff-Indelicato)创建了“多元化信息来源”(Diverse Sources),这是一个未被充分代表的科学领域专家的可搜索数据库。 “500名女性科学家”是一家非营利性组织,其创建了“要求一位女性科学家”(Request a Woman Scientist),也是个类似(并更大)的数据库。两者都可以按国家、专业领域等条件进行搜素。几位科学家汇集了一份包括从业于微生物学、天文学、物理学、演化、政治学、神经科学和其他领域的女性名单。我自己个人留存了一份包括女性和少数族裔的名单,这些人在我通常报道的领域中工作。如果这些都没法帮你找到受访者,最基本的新闻方法总是有效的:询问某人。让相关领域的人给出关于采访对象的建议。

任何人都可以这样做。 正如《多伦多星报》的编辑凯西·英格斯(Kathy English)所说,“还需要很久,这种资源才能让外部的忽视女性的借口消失:‘但是我找不到一个有资格的女性。’事实上,她不仅存在,而且做好了准备,让世人听见她的声音。”(编辑:vicko238)

题图来源:osce.org

The End

发布于2018-02-28, 本文版权属于果壳网(guokr.com),禁止转载。如有需要,请联系果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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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 Yong

Ed Yong是科学作家,著名科普博客Not Exactly Rocket Science的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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