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锦衣Reload/译，vicko238、Ent/校）

“既然ta那么坏，你们为什么不早点分手呢？”

“之前你们发生过争执吗？”

“你在街上把那些钞票拿出来，才会引起小偷注意的……”

“你当时穿的是什么？是晚上几点，哦，一个人吗？”

你可能听说过类似上面的质问。即使面对罪行确凿的侵犯者，受害者也不得不为自己的行为做出辩解。这也是责怪受害者文化的运作方式。

图片来源：pixabay

强奸和性骚扰的受害者被询问她们穿了什么、做出了怎样的反击。同时做三份工作却没能支撑起一个家的穷人会被认为懒惰又失败，即使他们遭遇了不景气经济的打击。

尽管有MeToo活动和越来越多记录不平等现象的反抗事件出现，但是“责怪受害者”的暗流却还在持续不断地涌动。研究表明，这其实是人类对公平的渴望带来的一个古怪副产品。了解指责受害者的现象为什么会出现，可以带领我们找到新的反击方式。

人们期待公平，却学会合理化不公平

这种“公正世界偏见”（just-world bias）的出现是因为我们的大脑希望这个世界有可预测性。因此，我们宁可倾向于把不公正归罪于受害者，而不肯抛弃令人安心的善恶有报世界观。

“人们强烈希望好人有好报，但这句话倒过来就会出现错觉：如果有什么坏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一定是因为你做过坏事遭了报应。”塞沃尼大学的心理学教授雪莉·汉比（Sherry Hamby）说。

这一假设最初由梅尔文·勒纳（Melvin Lerner）在20世纪60年代初提出。公正世界偏见可以在各种情况下看到。受害者因为自己的不幸而被指责，无论他们遭遇的是虐待、性侵犯、犯罪还是贫困。

勒纳最初的实验找了一些女性作为被试，她们需要观看有人通过惩罚来学习的情景。当那位学习者（实际上是一名演员）给出一个错误答案，她就会遭到疼痛的电击。之后，观察者被要求描述她们对受害者的看法，这些受害者表现得有多招人喜欢或者道德上有多值得尊重。

两组被试观看了受害者接受重复电击的场景。刚观看完就被要求评价的一组女性倾向于贬低受害者。而另一组在发表评价前，被告知受害者并没有被严重伤害到。与前者相比，这组就没有出现责怪受害者的情况。

勒纳解释说，这些结果表明看见无辜的人受到伤害且无法解决的情况，违背了观察者的公正世界观。为了抑制这种感觉，他们会认为这种命运是受害者应得的。勒纳其他几次重复实验表明，在困境无解的情况下，实验者越让受害者显得“无辜”，受害者遭受的贬低就越多。从那时起，其他人做的包括贫穷在内的、涉及各种迫害类型的研究就出现了这一理论假设。

对于公正的偏爱在人类小孩中几乎普遍存在，具有可预测的发展阶段。只要是有兄弟姐妹，或者养过不止一个孩子的人，基本上都亲眼见过这种场景，虽然确实不同文化也有点差异。

“这不公平！”三岁小孩子会在其他兄弟姐妹拿到更“好”的玩具时抱怨。这种寻求公正的行为在生命的早期就会出现。最初，孩子仅仅能在自己利益受损的时候感知到不公平。不过等他们长到八岁的时候，就能感知到涉及他人的不公平了——以及，他们也开始就无家可归之类的境遇提出不好回答的问题。

所以，为什么我们似乎感受到如此强烈的需要，要把世界看成是公平的呢？明明它显然常常是不公平的？

乌特勒支大学的基斯·博斯（Kees van de Bos）研究了公正世界偏见的不同分级以及不同情况下责怪受害者的情况。在他看来，部分是因为人生中的许多回馈有一定延迟。

他举了个例子，许多人之所以争取好成绩，是为了得到一份高薪工作。如果这个世界是不公平且不可预测的，为了日后的快乐选择现在去做家庭作业就是毫无意义的事情。实际上，研究发现在混乱环境中长大的人更少会推迟享乐，这从他们的角度来看十分合理。

“我们想要认为，如果我们在做正确的事，那么一切都会顺利的。”汉比说，“看见别人遭遇不顺会威胁到我们的愿景，所以我们想提出一个为什么这件事将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的解释。”

后续研究发现，这种公正世界信念与健康有关联——不出意料，如果你相信事情会朝最好的方向发展，那么你抑郁的可能性就越小；如果你相信未来充满友善，那么你更有可能会好好照顾自己。

不幸的是，这会让人们在发现事情不公正的时候感到威胁，也会让人们倾向于将事情合理化，比如责怪受害者。

更强的约束价值观，更强的责备受害者倾向

“贬低受害者是为了防止个人世界观崩塌的防护反应。”劳拉·尼米（Laura Niemi）是杜克大学的心理学博士后，她解释说这个过程通常是内隐的。

尼米和她的同事莱恩·杨（Liane Young）主导了一系列实验，试图找出能更好地解释这种趋势的理由。研究在2016年发表。她们发现，那些有着更高层次“约束价值观”的人——也就是秉持一系列加强团体凝聚力的道德原则的人，更可能认为受害者至少要为他们的命运负一部分责任。

尼米和杨在研究中发现，当描述强奸或抢劫的故事时，那些具有较高水平约束价值观的人更容易贬低和指责受害者。根据尼米所说，在指责受害者问题上，比起性别、政治取向等其他因素，约束价值观造成的影响更大。

当人们害怕团体或社会遭受威胁时，责怪受害者的倾向会增强，但这并不代表这种倾向不可改变。作者发现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可以最大化降低这种倾向的影响。在尼米和杨的另一个实验中，她们比较了曝光案件中受害者遭受责怪的情况，这些报道有的侧重作恶者，有的则关注受害者。当报道的语言侧重于作恶者的行为时，受害者所受的责备减少了。

所以比起关注受害者的行为，我们要做的是提出更多问题。我们应该质疑为什么作恶者会持续做出暴力行为，以及在我们大多数人想要一个公平世界的情况下，为什么有些人能被允许得到远超公平的份额。（编辑：vicko238）

题图来源：pixab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