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能听过这样一个故事，或者相似的版本——

有人对即将处以绞刑的囚犯进行了一项实验。他们将死囚固定，并在他的手腕上划开了一道口子，让血滴落到桶里，然后蒙上了囚犯的眼睛。随后实验人员打开水龙头让水滴流到另一个桶中。囚犯误以为水滴声是自己正在滴血的声音，没过多久便死了，并且死状和失血过多而亡一样。但实际上，囚犯手上的伤口早就已经凝血，根本不足以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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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故事是真的吗？这样的场景真的有可能导致人的死亡吗？

就目前的考据来说，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尚不完全清楚。而至于这样的场景是否会让人死亡，答案是，在某些极端的情况下有这种可能。

故事的真实性暂时存疑

不少地方都提到过这个故事，一种广泛流传的说法是，一名叫做马丁·加拉德的美国心理学家实施了这项实验，但如果进一步核实，会发现并没有这样一个科学家，更别提他的生平纪录。

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荣誉教授、著名心脏病学专家伯纳德·朗（Bernard Lown）在他1996年首次初版的著作《失落的治疗艺术：在医学中实践同情心》（The Lost Art of Healing: Practicing Compassion in Medicine）中也提到过这个故事，他指出这个案例来源于一本印度医学期刊，但书中并没有提到该期刊的名称，暂时也找不到具体的文章。

伯纳德·朗以及他的著作。图片来源：hsph.harvard.edu

所以目前来说，这个故事仍然缺乏绝对可靠的信息来源，只能对它的真实性存疑。

今天这里想谈论的是第二个问题，也就是说如果刨除伦理道理的顾虑，假设真的存在这样的场景，那么一个人有可能因为这样的事情而死亡吗？

恐惧中，死亡悄然而至

其实影视剧中也经常借鉴到类似的情节——

剧中是通过幻术让被害者以为自己身处火灾现场。图片来源：电视剧《盛唐幻夜》

当然影视剧通常都有玄幻或是夸张的成分，不过究其本质，所有类似的故事情节描述的都是一种难以解释的死亡。在整个过程中，死者死亡之前都认为自己正处在一种令人恐惧的场景里，并且最终死于这种模拟的恐怖中。

1942年，美国生理学家沃尔特·布拉德福德·坎农（Walter Bradford Cannon）发表了一篇文章，并提出了“伏都教死亡”（Voodoo death）的概念[1]。所谓的伏都教死亡，也叫做“巫毒教死亡”，就是在心理暗示和情绪冲击下引起的猝死，坎农假设恐惧可以影响一个人，使其身体状况因心理困扰而恶化。与单纯的“被吓死”相比，这种死亡通常会呈现出和所处环境、接触事物、心理预期等相关的生理表现，就比如前面提到的囚犯呈现出失血过多而亡的样子。所以说，伏都教死亡实际上描述的是一种心因性死亡或者心身死亡。

单纯“被吓死”，死状通常是相似的，而“伏都教死亡”却可以有不同的死状。图片来源：Pixabay

坎农在文章中还列举了不少这样的例子，比如他提到一个毛利的妇女曾吃了一些水果，但后来被告知这些水果来自禁地，于是她深感神的灵魂会杀死自己，结果第二天中午便去世了。又比如文章中讲到了一位叫做罗布（Rob）的北昆士兰土著，在被巫医指过骨头后（当地人认为被巫医指过骨头意味着即将死亡），他突然变得十分虚弱，而当巫医澄清这是一个误会后，他又很快好转了。

这些例子都是来源于落后并且有强烈迷信的地方。坎农也提到，这种死亡现象非常特殊，对于生活在文明社会中的人来说，它是陌生甚至难以置信的。

当时坎农还提出了这种死亡背后可能的生理机制，但这种机制后来被认为是错的，也有不少学者质疑文章中案例的真实性，甚至指出不能完全用“心理-生理”的联系来解释这种死亡[2-3]。但令人吃惊的是，这么多年来，坎农提出的“心理困扰会引起真实生理反应”的假设并没有被推翻，反而是被填补、阐述以及普遍接受[4]。很多研究者甚至试图通过影像学等方式来解释它的生理基础。

被忽视的邪恶双胞胎真实存在

很多研究者认为，伏都教死亡应该是一种比较极端的反安慰剂效应（nocebo effect）。

你也许知道安慰剂效应（placebo effect），但不一定听说过反安慰剂效应。

举个简单的例子，在患者不知情的情况下给予他一颗没有任何药物成分的糖丸，但患者的情况却得到了改善，这是安慰剂效应。和安慰剂效应相反，反安慰剂效应通过负面假设和条件来发挥作用[5]，比如没有乳糖的饮料却引起了乳糖不耐症患者同样的胃部症状。

反安慰剂效应是安慰剂效应的“邪恶双胞胎”。图片来源：npr.org

研究者们经常会把反安慰剂效应称作安慰剂效应的“邪恶双胞胎”。可以这样想，就像安慰剂效应是从惰性或虚假治疗中产生积极反应或治疗效果一样，反安慰剂效应则是从无害治疗中产生消极或有害反应。一些奇怪和极端的医疗现象也许可以归因于反安慰剂效应，比如因为身处Wi-Fi环境中而出现头痛、头晕或者类似过敏的症状。

你可能会感到怀疑，认为这种神奇的效应只存在于想象中，但是越来越多的研究让我们知道，虽然它不可预测、违反直觉，但却真实存在。实际上，无论是安慰剂效应，还是反安慰剂效应，它们都不仅仅是引起了心理上的变化，更存在真实的生理反应。

你的不适，可能来自你的预期

目前，反安慰剂效应集中体现在医疗手段副作用以及疼痛相关研究中。

2013年，发表在《英国医学杂志》（BMJ）上的一篇文章指出[6]：对于部分人来说，服用降胆固醇他汀类药物的副作用可能会超过其益处。报告还突出了他汀类药物最显著的副作用——肌肉疼痛。这篇文章在英国引发了一场风暴，不少网络媒体对研究的片面解读导致大约20万患者在6个月内停止服用该药物，并且副反应的报告率大幅度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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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服用他汀类药物后报告的副作用更多地与反安慰剂效应有关。2017年，《柳叶刀》（Lancet）上发表的一项针对10180人长达两年的追踪研究显示[7]，相比于不知情时，如果患者和医生知道在使用他汀类药物，肌肉相关的不良反应事件报告比例会显著增高。

而在这项大规模研究之前，其实就已经有不少研究发现并报告了类似的现象。

有研究[8]让120名良性前列腺增生但勃起功能正常的患者随机接受非那雄胺的治疗，以缓解前列腺疾病的症状。一半的参与者被告知药物可能会导致勃起功能障碍等不良反应，而另一半则不被告知。最终，第一组中有43.6%的人报告他们经历过一种或多种副作用，而不知情组报告副作用的比例只有15.3%。基于另一项大型前瞻性研究的结果[9]——非那雄胺用药一年后副作用的最大百分比为15%，研究者认为第一组的数据是偏离实际情况的。

《英国医学杂志》也曾报道过[10]，接受虚假治疗的手臂疼痛患者，药物组（实际是糖丸）近1/3的人报告出现了嗜睡、口干、躁动等症状，针灸组（针头可伸缩，受试者不会真的被扎到）近1/4的人报告针灸部位有疼痛、肿胀、发红。而这些副作用正是患者之前被告知可能会遇到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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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转化医学》（Science Translational Medicine）上的研究[11]，则用神经影像学的方法支持了这种临床观察。当接受热痛苦刺激的健康参与者被告知镇痛药给药中断时，尽管实际上给药仍在继续，但受试者报告的疼痛指数却从39上升到了64。而此时的影像学检查显示，受试者大脑中疼痛强度编码区域中的神经活动也有显著变化，并且与受试者所报告的疼痛程度相吻合。

实际上，反安慰剂效应所引起的生理反应涉及多个级别的神经生物学变化。德国汉堡大学彭多夫医学中心的研究者表示[12]，人的认知可以调节大脑皮层－脑干－脊髓的疼痛下行神经通路的连接，从而影响疼痛的感知，诱发反安慰剂效应。

而除了疼痛感知，触觉、压力觉、温度觉等其他感知觉的神经回路也都在调节反安慰剂效应中起着作用[13-14]。不过尽管如此，要完全揭示效应背后的生理机制及相互作用，还是需要时间的。

再晚点，他就真的死了

那么，这种效应最严重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呢？

有文献报道过这样一个案例[15]。一名26岁的男性，与女友分手后陷入了失落情绪中。随后，他看到一所大学里关于抑郁症的临床试验广告，由于他几年前就有过抑郁发作的病史，于是报名参加了试验。他被分在了对照组，拿到的药物也是安慰剂，但他以为自己服用的是有抗抑郁效果的药物。服药两个月后，因与人争吵，他情绪受到冲击，一口气服下了29粒胶囊。他害怕自己用药过量，于是立刻前往医院。在急诊室里，他经历了严重的低血压，需要静脉输液才能维持足够的血压，否则有生命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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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反安慰剂效应虽然是普遍存在的，但造成的实际效果往往受到个人性格的影响。英国赫尔大学的研究员朱莉安娜·马佐尼（Giuliana Mazzoni）表示[16]：“安慰剂和反安慰剂效应都存在非常强烈的个体差异。有些人很容易受到影响，但也有人根本没反应。” 比如疼痛就是一种非常主观的体验，人们感受到的疼痛程度不仅仅取决与疼痛刺激的实际强度，还受到一系列内部信念和调节这些信念的外部因素的影响。

需要指出的另一点是，相比于正面预期，人们会更快地接受负面预期。神经生理学家卢瓦纳·科洛卡（Luana Colloca）表示[17]：“反安慰剂效应的另一个表现就是，负面影响出现的时间有时会比人体对药物的生理反应还要早得多。”

不想被这种负面效应牵着走，怎么办？

与安慰剂效应相似，反安慰剂效应可以由他人的语言建议、个人自身的预期以及过往经验引起。而由于文化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价值观和经验的差异，所以不同文化下的反安慰剂效应也会有所不同。

有研究指出，和实际暴露于高度疼痛诱导的效果相比，口头诱导的反安慰剂效应有时候甚至可以达到一样的强度[18]。对于某些患者来说，仅仅是告诉他们副作用就足以引起那些症状。比如在知情同意过程中提供的信息和不良反应的告知会加重反安慰剂效应[19]。

对于某些人来说，仅仅是阅读药物说明书上的副作用就能起反应。图片来源：Pixabay

而如果要引起反安慰剂效应，发表在《疼痛》（Pain）上的一项荟萃分析指出[20]，“口头建议+调节”的模式比单纯的口头建议引起的效应更强。所谓的“调节”，通常是在实验前让受试者接受一些训练和操作，比如让他们观察真实的疼痛。

于是回到本文开头提到的例子，我们就会发现，实际上确实存在这样的可能。假如故事中的死囚正好是一个反安慰剂效应极强的人，从经验来讲他又确定流血过多会造成死亡，再加上先前划开一条小口的“调节”……一系列因素的组合也许真的有可能造成死亡。但要说明的是，并不是每个人处在相似的场景中都一定会接受这样的暗示，也就是说，这样的致死概率其实是极小的。

反安慰剂效应是可变的，极端的风险也很低，但有时候却还是能带来明显的反应，并且可能影响到临床治疗效果，因此临床实践中最小化反安慰剂效应是十分重要的[20-21]。医护人员常常面临的一个困境是，一方面他们需要准确告知患者可能出现的不良反应，但一方面对于某些患者来说，这种告知又可能会在不知不觉中加强反安慰剂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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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或许需要重新考虑疾病管理的传统观念，比如疼痛管理上尽量避免放大疼痛的副作用。比起告知患者“少数人会出现某症状”，其实更好的说法是“大多数患者能够耐受”。这才是更能减少反安慰剂效应的方法。

而对于普通患者来说，由于自身的信念和期望可以影响临床治疗[22]，那么多与专业医生沟通、多关注和了解治疗的价值，可以有效地减少效应的负面影响。而如果你的家人和朋友正在接受医学治疗，一些积极、温暖的语言暗示也可以起到好的作用[23]。（编辑：odette）

参考资料：

1. Cannon, Walter. "Voodoo Death."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44. 1942. 169–181.
2. Lester, David. "Voodoo Death: Some New Thoughts on an Old Phenomenon."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74.3. 1972. 386–390.
3. Eastwell, Harry D. "Voodoo Death and the Mechanism for Dispatch of the Dying in East Arnhem, Australia."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84.1. 1982. 5–18.
4. Esther M. Sternberg, MD. Walter B. Cannon and “ ‘Voodoo’ Death”: A Perspective From 60 Years On. Am J Public Health. 2002 October; 92(10): 1564–1566.
5. Colloca L, Miller FG. The nocebo effect and its relevance for clinical practice. Psychosom Med. 2011; 73:598.
6. Abramson JD, Rosenberg HG, Jewell N & Wright JM. Should people at low risk of cardiovascular disease take a statin? BMJ 2013; 347:f6123. doi:10.1136/bmj.f6123 pmid:24149819
7. Gupta A, Thompson D, Whitehouse A, et al. Adverse events associated with unblinded, but not with blinded, statin therapy in the Anglo-Scandinavian Cardiac Outcomes Trial-Lipid-Lowering Arm (ASCOT-LLA): a randomised double-blind placebo-controlled trial and its non-randomised non-blind extension phase. Lancet. 2017 Jun 24; 389(10088):2473-2481.
8. Mondaini N, Gontero P, Giubilei G, et al. Finasteride 5 mg and sexual side effects: how many of these are related to a nocebo phenomenon? J Sex Med. 2007 Nov;4(6):1708-12
9. Wessells H, Roy J, Bannow J, et al. Grayhack J,Incidence and severity of sexual adverse experiences in finasteride and placebo-treated men with benign prostatic hyperplasia. Urology. 2003 Mar; 61(3):579-84.
10. Kaptchuk TJ, Stason WB, Davis RB, et al. Sham device v inert pill: randomised controlled trial of two placebo treatments. BMJ. 2006 Feb 18; 332(7538):3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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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Tinnermann A, Geuter S, Sprenger C, Finsterbusch J, Büchel C. Interactions Between Brain and Spinal Cord Mediate Value Effects in Nocebo Hyperalgesia. Science. 2017; 358:105.
13. Blasini M, Corsi N, Klinger R, Colloca L. Nocebo and pain: an overview of the psychoneurobiological mechanisms. PAIN Reports. 2017;2:e585.
14. Tracey I. Getting the pain you expect: mechanisms of placebo, nocebo and reappraisal effects in humans. Nat Med. 2010;16:1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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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Nocebo: the placebo effect’s evil twin. The Pharmaceutical Journal, March 2018, Vol 300, No 7911, online | DOI: 10.1211/PJ.2018.20204524
18. Colloca L, Sigaudo M, Benedetti F. The role of learning in nocebo and placebo effects. Pain. 2008 May; 136(1-2):211-8.
19.  Colloca L, Miller FG. The nocebo effect and its relevance for clinical practice. Psychosom Med. 2011;73: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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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Bartels DJP, van Laarhoven AIM, Stroo M, et al. Minimizing nocebo effects by conditioning with verbal suggestion: A randomized clinical trial in healthy humans. PLoS One. 2017 Sep 14;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