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杏和水杉，应该是最为人熟知的濒危植物了——当然你可能并不知道它们已经濒危了。

“这个玩意儿在我们那儿满街（地）都是，为啥濒危？”

这里的濒危，说的是这些植物在野外环境的生存状况，不包括你所在的街道、小区里种植的那些树木。

水杉与银杏。图片：Paulitzer & Ellery / wikimedia

苗圃栽培的品种与野生环境下自然生长的植株，几乎可以说是完全不同的：

一方面，为了方便园艺管理或者整齐划一，我们栽培的植物要保证高度的统一性，也就是每棵树都差不多，育种育苗会选择同一家系，甚至对优良植株进行无性繁殖。这意味着你在大街小巷看到的银杏们，可能都是一母同胞的姊妹，甚至就是同一个孙悟空的分身。

另一方面，人类可以通过杂交、选育、转基因等手段，使栽培品种适应各种各样的环境气候，并为之创造适宜生长的条件。而野生种群非但没有这样的优待，有时运气也会决定它们的未来是光明还是晦暗。

今天就先“唯心”地讲一讲运气。

水杉（Metasequoia glyptostroboides）是柏科红杉亚科水杉属的唯一一种尚存植物。

红杉亚科是一个极其古老的类群，曾是北半球森林植被的重要组成成分，但后来，由于地质变迁、气候变化等原因，红杉亚科的大量类群绝灭：新近纪（动植物形态开始与现代的接近）全球性的气温下降，迫使红杉亚科逐渐从高纬度地区撤出；第四纪（约260万年前至今，板块运动与此前相比不再剧烈）冰期气候的剧烈恶化，使红杉亚科的分布区进一步退缩至中、低纬度地区，最后在欧洲全部消失，仅在东亚腹地和北美西部残存。

目前红杉亚科植物只有3个单种属：水杉属、巨杉属和北美红杉属，每个属都分别只剩下“一根独苗”。

其中，巨杉和北美红杉是树木界的“巨人”。图片：Alpsdake & Mike Murphy / wikimedia；Bernt Rostad / Flickr

约1000万年以前，持续隆起的喜马拉雅山脉使得东南季风不断加强，云南的水杉林丧失了庇护所，野生水杉的分布地再一次缩小，如今仅蜷缩在中国湖南、湖北和重庆两省一市几个县的交界处。

水杉林。图片：Fxqf / wikimedia

银杏（Ginkgo biloba）是银杏目仅存的植物。银杏类的化石最早可以追溯到2.7亿年前。根据化石证据，银杏目曾有过五个科，广泛分布在世界各大洲。白垩纪被子植物迅速崛起时，银杏类也和其他裸子植物一样迅速衰落；晚白垩纪后，银杏科以外的银杏类植物已经基本绝迹。

渐新世由于气温下降，银杏不断南迁；自更新世中期（58万年至14万年前）以来，历经多次冰期的银杏一退再退，如今仅在中国东部（浙江天目山为代表）、西南（贵州务川、重庆金佛山为代表）和南部（广东南雄、广西兴安为代表）地区有三个野生种群。

银杏叶，诉说着史前的故事。图片：James Field；Joe Schneid, Louisville, Kentucky

另一个类似的例子是冷杉。冷杉属（Abies）曾经是北半球亚热带及温带森林的重要组成树种。冷杉属树干通直、寿命长、耐阴耐寒，是随着全球气候变化繁盛又衰退的类群。由于间冰期气温不断攀升，而冷杉属生性怕热，所以只有两条退路——向北和向上。无论是纬度升高还是海拔攀升，都像饮鸩止渴，虽然带来了短暂舒适的清凉，但也意味着冷杉即将退无可退。

冰期曾一度蔓延至热带边缘的冷杉属，一些选择往北退缩，回到温带、寒温带森林中，另一些则向山顶退缩。著名的百山祖冷杉（Abies beshanzuensis）就是后者。

百山祖冷杉生长在浙江丽水百山祖主峰海拔1700米的山谷沟旁，如今只剩下屈指可数的几株。与之类似，梵净山冷杉仅分布在贵州江口、松桃、印江三县交界的梵净山山脊陡坡；而元宝山冷杉仅分布在广西融水县元宝山海拔1700～2050米针阔混交林中。

百山祖冷杉。图片：吴棣飞 / 中国植物图像库

这些间断分布在南方各个山头的冷杉，既是与间冰期不兼容的冰期“遗老”，也是暖春里的雪娃娃。随着温度升高，它们只能不断向山顶攀爬——若是有一天，连山顶也酷暑难耐，那么它们就会像自己同宗亲友们一样，永远消失。

水杉、银杏、百山祖冷杉等濒危的裸子植物，乃至鲎[hòu]、腔棘鱼这类“活化石”物种，相较于它们已灭绝的亲友，目前都还算是演化事件中的幸运儿。

每一次微小的自然选择都可能导致遗传漂变，甚至使得种群陷入瓶颈效应——当一个物种的个体数量所剩无几时，只要一场意外就可能使之全部灭绝。事实上，类似的随机丢失一直在发生。运气好的个体，基因会永久流传，运气差的则会湮没在历史洪流中。自然选择对于自然界来说，平淡得就像春花秋月，凉风流水。

用小球模拟遗传漂变的影响，五代后，红色小球代表的基因已经完全消失。图片：Gringer / wikimedia

离我们生活更近的倒霉蛋是香蕉。现在大家能在超市里买到的香蕉品种几乎都是香芽蕉（即卡文迪什蕉），而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世界上流行的香蕉品种却是口味更佳、更易于储存运输的大麦克香蕉——可能不少人都知道传说中的“香蕉艾滋病”，这种由土传性镰刀菌引起的香蕉枯萎病，几乎让大麦克香蕉全军覆没。

由于商品香蕉（小果野蕉的三倍体品种）的种植主要依靠无性繁殖，这就意味着成千上万株香蕉本质上可能都是同一株香蕉：好处是性状稳定，甜度、大小、产量统统稳定；坏处也源于稳定，一旦有某种病原体可以侵染某一株香蕉，那么大批量的香蕉都会随之倒霉。

一个冷知识是，香蕉牛奶等食品具有的独特“人造香蕉”气味，反而和大麦克更像。图片：pixabay

有香蕉作为“前车之鉴”，人们对待其它经济作物更是不敢懈怠。

事实上，我们的食物比我们脆弱得多。经济作物抗虫抗病品种的培育一直是全球生物界的热点。

大豆（Glycine max）是一种饱受病虫害困扰的重要农作物，它的近亲、国家二级保护植物野大豆（G. soja），则可以为其提供保障。野大豆分布广泛，居群众多，性状多变，倘若栽培大豆受到某种病虫害威胁而产量剧减，我们还可以依靠杂交、转基因等手段使栽培大豆的种群延续下去。

病虫害源于自然界，在野生环境中摸爬滚打的野大豆种群，总会有办法抵抗难缠的灾害，但如果世界上仅剩下栽培大豆而无野大豆，再遇到疾病，它们将无力抵挡。

黄豆，老了的大豆。一切看似平常的背后，或许都有不少不为人知的故事。图片：public domain

相比农业，林业似乎离城市生活更远。事实上，城市行道树种的挑选范围极其狭窄，银杏、水杉恰巧位列其中，又恰巧祖上都曾广布北半球，因而人工培育的各品种再回到祖先曾经踏足的土地，倒也不难。这便给大家造成了“满大街都是”的错觉。

可是成熟品种／家系的广泛应用会带来隐患，最坏的结果参见香蕉。在危急存亡之时，野生种群所保留的丰富的基因库，或许可以拯救娇养于城市中的行道树们。

银杏大道。图片：pixabay

养在苗圃庭院内的水杉，在野外数十年未发现实生苗，这意味着它们在自然竞争中已经有心无力，难以与欣欣向荣的被子植物相抗衡。若失去人类的救助，才复活不过百年的活化石，可能又要消失了。它们面前是深渊，但我们可以伸出手来。

植物拥有强大的繁殖能力，即使仅靠一段枝条扦插、嫁接，也能再生长出一个新的个体——当然这个新生个体与母体的基因完全相同。仅保留栽培品种而失去野生种群，会让我们损失植物大量的遗传信息，而当我们掌握了这些遗传信息，我们就可以探索三大“哲学”问题之一：生命从哪里来？

探索每一个物种从哪里来，不只是为了满足好奇心和解答哲学问题而已。

目前世界上的栽培银杏几乎全部源于浙江天目山居群，若是防微杜渐未雨绸缪，育种学家便可用重庆或是广西的植株来杂交，以获得性状更优、抗逆性更强的品种——这还只是野生种群肉眼可见的益处。

野生种群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生物之间的相互作用。野大豆蔓生攀援，茎纤细柔弱，种粒细小，含油量低；它没有人类照看，如何抵御旱涝，如何抵御虫病，它的茎缠绕着谁，它靠谁传粉，靠谁遮阴，它的种子供养了谁，又在谁的庇护下年复一年地生长；它与谁同生，和谁共死……这些都是切实重要的研究。如果说有什么现实意义，至少，了解野大豆能帮助离我们更近的大豆渡过一些可能的难关。

一草一木的联系，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且重要。图片：pixabay

人类几乎要忘记如何与邻居们和谐共处。才倏地反应过来的人们更加茫然不知：这些共享阳光雨露、冷暖干湿的草木虫兽，是怎样纠缠共生的？

群落与生态系统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决定了世界上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生态系统。没有对照、无法重复的尝试更让人摸不着头脑——我们不知道这些邻居是如何相伴渡过千万年的漫长时光，也不太知道曾经的人类祖先如何消磨光阴，因此，在破坏了原本的生态环境后，也不知道该怎么恢复原貌。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我们仍都将在这颗星球生存下去。

保护物种的野生种群虽任重道远，也可能让多数人费解，但终归还是为了人类自己。这话虽俗，却一点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