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去售楼处买房，都得带个头盔！为啥？摄像头‘认识’你！”

前一阵，这样一则新闻引起了轰动：山东济南某楼盘售楼处，一名看房人为了不泄露自己个人信息，头戴摩托头盔去看房。《南方都市报》和《北京日报》等数家媒体的调查显示，售楼处使用了带有面部识别的监控技术，能够辨认出一名顾客是“自行前来”的购房者，还是中介带来的；不同的销售渠道会使用不同的定价策略，而一个人是否被面部识别为“直销”，中间会有高达几十万的差价；而这种技术，已经在相当多的地方有应用。

为保护个人信息，戴着头盔看房｜截图自新浪微博

所有的一切，都是在顾客不知情的情况下展开的。你被盯得清楚，却蒙在鼓里。

许多人听闻这件事之后，比这更直接的反应，是“可怕”，甚至是“毛骨悚然”。仿佛在一个看不到的地方，有无数只眼睛盯着你，自己的身份，连同一举一动，都暴露在一个全知全能的监视者之下。

还有更多的问题在脑海中浮现：连同面部信息一起，其他个人信息数据存储在哪里？是否被用来盈利？是否有泄露的风险？面部识别技术，是否被滥用了？

这让我想起一件事。2018年，在某人工智能大会的会展区，我在里面起码20多个屏幕上，看到了自己被“识别”的脸。除了智慧城市、安保监控之外，“刷脸”还被开发者们用在了虚拟登机牌、景区门票、无人超市上，可谓是无孔不入。登机的时候，安检刷完脸之后，机场遍布的摄像头知道你在哪儿，也知道什么时候该给你送上“温馨提示”，告诉你要登机、别跑了；而最让我感到“不适”的，是某家公司开发的监控系统，把人脸和身份证号后四位直接赤裸裸地展示在监控屏幕上。

自己的身份，连同一举一动，都暴露在一个全知全能的监视者之下｜图虫创意

这种恐惧感究竟来自哪里？到底是哪个环节需要我们特别警惕？我们是否会在遍布四周的监控技术里被“温水煮青蛙”、习惯了它的存在，还是真的有某一个不能碰的人性和隐私底线？

其实，如果单论技术本身，面部识别技术已经发展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了，其技术原理也并没有很复杂。和其它的图像识别一样，它的原理是提取图像中的特征，然后判定这个特征是否与数据库中的特征符合、有多少概率是同一张脸。最近几年，因为机器学习的快速发展，机器对于面部特征的提取和识别能力，亦有了飞速进展。2016年的时候，谷歌基于 ImageNet 训练出来的图像识别模型，准确度已经超越了人类，速度自然也是不在话下。

这其实和真正的“人工智能”还差得很远。但因为它的应用实在太广，嵌进了无数的使用场景中，而应用过程又十分地顺畅，给人一种“智能”的错觉。

“顺畅”，是面部识别技术的一大特征。在推崇这个技术的人眼里，它最大程度地模仿了人和人之间的交互，即用“看”即可。毕竟，用眼睛识别一个人的脸，是我们人类与生俱来的功能。你拿起你的 iPhone，就会自动解锁；走进家门，门会自动打开；进入学校和办公室等需要安保的场所，不用停下查证件……

但这种顺畅的交互，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是“没有交互”。一切都无缝地、在无声无息之间发生。也就是说，很多时候我并不能以知情的方式，给出我的同意。我用我的指纹必须按在门锁上，这个“按”的动作，亦是我在与机器“对话”——我现在需要开门了。而我只是在摄像头面前“出现”，我的脸就已经给出了所有的信号，不管我想不想。

我只是在摄像头面前“出现”，我的脸就已经给出了所有的信号，不管我想不想。｜图虫创意

这也是为什么人脸识别技术可以非常“隐蔽”。它是一个不需要给出“知情同意”就可以应用的技术。它出现了，它应用了，但你不知道。而知情同意的缺失，也让隐私泄露变得极其容易。到底有多少摄像头在我身边，跟踪我、记录我？我是不是已经在不知不觉中“丢失”了我的脸？这些问题，想起来略微有一些可怕。

但更进一层的恐惧，来自于面部识别背后的运转逻辑——它是如何处理、如何匹配、如何运用面部信息的。

我们人有许多可供识别的生物特征，包括指纹、虹膜、面部特征，乃至基因等等，都有潜在的数据化的可能。它们可以被记录，可以被复制，可以被传播，可以散见在互联网各处——公安系统里有我们的指纹，微信里录下了我们的声音，而我们上传到社交网络的照片上都有我们的脸。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UCSD）技术社会学教授凯莉·盖茨（Kelly Gates）将其称为“去身化的身份”（disembodied identity）。

我们的身份已然“离开了”我们身体，我们甚至不再对其有掌控。

但是，面部识别技术的关键在于，这些独一无二的生物信息数据，怎么和更多的技术、更大的数据库、更广的系统中的各式各样的关于我们的碎片拼起来，凑成一个完整的“自己”。

将一个人的面部特征作为加密信息、打开我的手机“刷脸”，和将一个人的脸解码成为“我的身份”，在更大的系统里流转（和公安系统匹配的监控），虽然都是“刷脸”，但却是截然不同的刷法。

我们的身份已然“离开了”我们身体，我们甚至不再对其有掌控｜图虫创意

如果你的脸只是用来打开你家的门，那么你的脸除了重建出“你是这个家的主人”之外，并没有任何别的意义。

但当这个数据从你的小世界来到了“云端”，与更大的数据库相交、互相印证，那么你自己的身份，也就更加无所遁形——你是谁，你家在哪里，你大概处于社会中什么样的地位，你昨天网购的东西，你的“健康码”、你的身份证号……即使证件号码等重要信息泄露可能性小，但只要有足够多的其它数据，“重建”一个你，并不会太困难。

我们和深渊之间，并没有多少坚实的保护。

纽约长岛大学的技术伦理学家安东·阿尔特曼（Anton Alterman）在一篇论文中指出，生物信息识别的隐私风险，主要存在于几个方面：

当下的面部识别技术，正挑战着全部四个方面。面部数据可以准确识别个人；数据互通带来滥用的危险；使用的时候，甚至无需知情同意。而最后一点可能是解题的关键——保护数据隐私的动力从何而来？它们能对各方带来什么好处？而谁又从中获利？谁在其中有发言权？

在那场人工智能大会上，我着实领会到了生产端的动力，以及客户的购买力。人工智能作为一个新兴产业，得到了大量的投资，而投资者需要看到技术投入应用、看到回报。于是，面部识别技术被包装为各种各样的“解决方案”，打包出售给商业客户。是他们最有能力购买这些技术作为“解决方案”，而这种购买力，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面部识别技术的研发走向。

一个有面部识别解锁功能的手机，或者能刷脸开门的智能门锁，对我们普通用户的吸引力并没有那么大。毕竟，指纹也能解锁，密码也能开门，不“云端”“智能”也无妨。但对于公共场所的经营者以及各级管理部门而言，全面而有效的监控，身份的精准识别，乃至收集、使用数据以获益，带来的好处十分巨大，比“保护隐私”更加重要。强大的推动力，让技术开发越走越远，且越来越向经营者、管理者、客户，而不是实际用户倾斜。

人脸识别技术越来越向经营者、管理者、客户，而不是实际用户倾斜｜图虫创意

在面部识别这个技术的很多应用场景里，用户发出的声音是有限的，有的时候甚至是无力的。我们有选择“不使用”的权力吗？我们的意愿能够得到重视吗？我们是否能够判断，一个技术运用在什么地方是合适的、在什么地方是过度的？理想的市场场景里，我们可以用脚投票；而当下的市场，资本的强大加上信息的不透明，让用户处于无权、无声的劣势。

无处不在的摄像头，让这个社会变得越来越像福柯笔下的“环形监狱”（Panopticon）——监控无处不在，能看到所有人、识别所有人，而被观看者甚至无法得知监控在哪里、从何而来。一个良性发展的技术，不应该是这样。

技术一旦投入社会，就不再仅仅是“工具”了。一个技术的使用，数据与数据构建的身份，为人与人、人与机构之间的关系定下了基调，也为这些“数据”赋予了社会含义。在购房处被“识别”，意味着我们和售楼处的关系，变成了“奸商”和待宰的购房客之间的关系；在公司的楼道里，因为多蹲了10分钟厕所而被“识别”，意味着我们和公司的关系，变成了资本家和必须要被压榨出每一分钟劳动力的打工人的关系。

但我们之间的关系，一定、必须是这样的吗？我们真的没有别的选择了吗？在商业交易中，双方应该是站在平等对话的基础上协商交易的关系；在雇佣劳动中，双方应该是相互信任、付出劳动并得到回报的关系。面部识别和监控技术的滥用，扭曲了这种关系，将公平与信任踩在脚下。

面部识别和监控技术的滥用，将公平与信任踩在脚下｜图虫创意

隐私是人格尊严的一部分——它代表着一个人有能力且有权利支配自己的空间，不受他人的干扰；也意味着对隐私的保护，能够最大程度地尊重人的自由和创造性，而不是把人看作一个随时需要监控、需要操纵的螺丝钉。不管技术如何发展，我们的底线是，一个安全、方便的社会，不应该以牺牲人的尊严为代价。

所以，技术背后的“潜台词”，可能比技术本身更加重要。追问技术存在的理由，追问技术与人的关系，是让一个技术变得不再“可怕”的第一步。

比如，在人流密集的公共场所，机场、火车站等地，我们实际上是让渡自己一部分的隐私，去换取方便、安全；这用别的方式或许很难达到、不够经济；或许能够阻止巨大的灾难——911事件发生时，监控录像实际上已经拍到了恐怖分子的脸，但并没有识别出来。

我们让渡自己一部分的隐私，去换取方便、安全｜图虫创意

但在小区、在学校、在火锅店，每个场景都是不同的，都有着自己的“潜台词”——为什么要用它？数据的作用是什么？数据存储在哪里？除了这个方法之外，有没有别的方法？这对被监控、被识别的人的好处在哪里？是否知情、是否予以了同意？这些都是在技术被应用之前，需要提出的问题。

希望我们将来的社会，还能让我们坦然“面”对。

作者：李子

编辑：Lu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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