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吸虫病在我国流行已久，对人民的危害是极其严重的。病害流行地区遍及（略）十二个省（市）的三百五十个县（市），患病人数约有一千万，受到感染威胁的人口则在一亿以上。”

——1957年4月20日，国务院《关于消灭血吸虫病的指示》

至少在两千年前，长江流域的人民早已经认识到血吸虫的残酷。晋代葛洪在《肘后备急方》中载：“水毒中人……初得之恶寒，头微痛，目注疼……虫食五脏，热极烦毒。注下不禁，八九日，良医不能疗”；唐代孙思邈在《千金方》中载：“有人患水肿，腹大四肢细腹坚如石……此终身疾不可强治”。20世纪70年代，湖南湖北相继出土了一批西汉古尸，体内多有发现血吸虫卵，印证了血吸虫病流行千年的记载。

血吸虫患者肝脏的组织病理学染色切片，圆圈是肝门静脉处聚集的血吸虫卵 | KGH / Wikimedia Commons

从贯穿千年的古籍中，我们看到血吸虫病阴魂不散的面目：依水传播，初次感染时冷战发烧，后伴随腹泻，严重的腹水肿和消瘦，终身不可治愈。囿于古代技术条件，人们对血吸虫病的认识停滞不前，任由瘟神肆虐。

1904年5月，日本学者发现了一种新的寄生虫，命名为Schistosoma japonicum，即日本血吸虫。次年，O.T.  Logan在湖南常德发现了中国第一例确诊的血吸虫病例。

血吸虫标本 | グランピィ/ Wikimedia Commons

目前已知有三十余种哺乳动物可以成为日本血吸虫的终末宿主（人是其中唯一的灵长类）。血吸虫病可以采用吡（bǐ）喹（kuí）酮（tóng）等药物治疗，但无法避免下一次感染，而且对人体有侵害能力的血吸虫尾蚴（yòu）广泛存在于疫区的水体中，难以隔绝。今天的我们知道，控制传染病要从传染源、传播途径、易感人群着手，当时人们的注意力也首先转向了血吸虫生活史中重要的一环：中间宿主——也就是湖北钉螺（Oncomelania hupensis）。

1881年，德国人P. Fuchs在湖北武昌县金口镇采集了钉螺，后由V. Gredler定名为“湖北钉螺”。至少在1936年，美国贝类学家P. Bartsch就已经指出过，钉螺是日本血吸虫唯一的中间宿主。湖北钉螺是一种体长不足1厘米的小型淡水螺，它与血吸虫一样古老，国内多处出土过钉螺的化石。它们广泛分布在东亚东南亚的亚热带热带淡水湿地环境中，水陆两栖，样貌平平无奇，因栖息地的不同，有的钉螺外壳上有纵肋，有的却无，分别被称为肋壳型钉螺和光壳型钉螺。

钉螺 | Capt.Z 

要了解湖北钉螺何以成为血吸虫防治的关键，我们还要回到血吸虫的生活史中来。

成年血吸虫雌雄合抱，寄生于人体门静脉系统中，每天产下几百颗卵。大约一半的卵能够透过血管，进入膀胱和肠道排出体外（无法排出的卵散布全身，引发各种慢性疾病，是为血吸虫病主要的危害来源）。卵在水中孵化成毛蚴，毛蚴没有感染人的能力，目标是湖北钉螺。当毛蚴遇到钉螺后，将在钉螺体内启动无性繁殖，分裂出尾蚴，这个过程会持续数月，单个毛蚴最终会增殖出成千上万的尾蚴。尾蚴离开螺体后入水，如果碰到了合适的宿主便在数秒内钻入宿主皮肤，开启宿主体内的生长繁殖。

血吸虫的生活史 |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毛蚴是血吸虫一生中较为脆弱的阶段，2~3天内找不到钉螺寄宿即会死亡。这就为血吸虫病防治提供了一个关键的方向，如果能消灭自然水体里的钉螺，就能阻断血吸虫病的传播。但钉螺的分布极为广泛，遍布南方十几个省市的水网地区，而且钉螺繁殖能力极强，一对钉螺每年可繁殖25万只。更麻烦的是，钉螺体小，被动扩散能力不容小觑，容易随漂浮物、水产品运输散播，在新环境里孳生繁殖，形成新的钉螺（和血吸虫）孳生地。灭除钉螺，谈何容易。

血吸虫疫情在钉螺的帮助下为害千年，历朝历代束手无策，在民国时期更是演进到了高峰，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急需展开一场全国性的抗疫运动。

1956年2月，随着“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各地疫区纷纷建立起了各级血吸虫防疫小组，逐渐总结出了血防工作四大环节：控制粪便、消灭钉螺、管理疫水、治疗病人。四个环节涵盖了传染病防治的三个阶段，而其中两条直接或间接与钉螺有关。

发现于我国各地的钉螺标本 | Capt.Z

灭螺工作是繁重而细致的，需要细致排查水体和湿润土地。当时灭螺的方法大致有两种：一是手工的深埋灭螺，埋入土中的钉螺经半年会全部死亡。二是采用药物灭杀，需要科研人员进行大量的药物检验与筛选，制定灭螺药物使用规范。药物灭杀和手工除螺结合起来还不够，各地还根据地方情况，针对性地改造水体，治理河渠湖垸（huán）死角（钉螺喜在沟沟缝缝中聚集）、硬化沟渠（防止钉螺入土越冬）、水田改旱田等工程，以求破坏钉螺滋生的环境。

治理钉螺的药物 | Capt.Z

事实证明，这一套工作卓有成效。江西省余江县曾是血吸虫病重灾区，在建国前三十年间约有2.9万人染病死亡，而到了1958年6月，经过两年多的治理，余江县成为全国率先消灭血吸虫病的县级地区。毛主席闻讯，“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写下了著名的《七律•送瘟神》赞颂人民群众取得的防疫胜利。

中国的血吸虫病例从建国初期的1200万例下降到了2019年的3万例（陈旧病例），基本得到了控制。一些有条件的地区已经完全消灭了血吸虫病，余江县数次悬赏境内钉螺，但无人领奖。而部分地区由于天然宿主较多、洪汛传播疫水等原因还未根除血吸虫，在这些地方，除了持续性的投药灭螺之外，农村生态环境改造、移民迁地等一系列配套工程也在持续进行着。

指导人们警惕血吸虫的标语 | Vmenkov / wikimedia

实际上在一开始，血吸虫的生活史就决定了“完全消灭血吸虫病”不是单一手段能够实现的，它需要综合防治策略，需要全社会的监测体系、广泛的检测和治疗、良好的卫生和净水设施、安全处理人畜排泄物、改造自然水体、排查灭杀钉螺、提供公共健康教育等等手段多管齐下。这是一套复杂的社会工程，不仅需要医疗技术支持，更是对社会运行、动员能力和组织水平的巨大考验。

今天，仍有73个国家约2亿人患各种血吸虫病，约8亿人受到威胁。其中大多地区是欠发达的第三世界国家，而且各地自然和社会状况不尽相同，难以施行统一的综合防治——从去年起，全球范围内更是出现了更加严峻的挑战。

与钉螺的斗争还在继续 | Capt.Z

去年12月，我前往江西余江血防博物馆参观。博物馆不大，但它的历史感是鲜明真实的，一圈走下来用不了多久，半个多世纪前人类以毅力和智慧“送瘟神”的场景便在眼前一一闪现。在黑白的照片和泛黄的文件中，似乎能看见过去的一年里，我们的人民在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战斗中活跃的身影。或许正是两者背后的高度一致的指导思想和防疫模式，造就了这种既视感，团结着我们的人民取得又一次胜利。

而今又是一年春来到，“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桃花如雨处，千里泽国更加款款，杨柳春风地，赤县神州万千舜尧。

寄生虫的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