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带来的“父母效应”大多影响的是女性 “母职惩罚”甚至在没有代际之分,百年过去了,无论是上个世纪初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还是当下希望自事业和家庭能够两不耽误的女性,都不可避免会遭受母职惩罚。 无论采取什么方式、接受多少教育、优先级如何调整置换,家庭(育儿)和事业好像对绝大多数女性来说,都曾是难以调和的矛盾。 克劳迪娅.戈尔丁在其著作《事业还是家庭?—女性追求平等的百年旅程》中发现:选择先成家再立业的女性,在大学毕业后甚至结婚后基本都有工作。但在有了孩子并要抚养孩子时,她们纷纷离开了劳动力大军。 选择先立业再成家、或者努力追求二者平衡的女性,她们进入专业院校、努力读到研究生院,在大学里与男性平起平坐,并在数量上超过了男性;她们持续晚婚晚育模式,甚至再度推迟婚育的时间,来确保自己的职业生涯。 这些女性,也的确在专业性更高、报酬更高的工作中取得了成就。但大约在大学毕业十年后,她们与同批次的男性之间的收入差距开始变得明显,而这些变化——几乎都是负面的——通常发生在孩子出生后的一两年。 孩子出生会给父母的个体生活产生影响,这被称为“父母效应”(parenthood effect)。虽然被叫做“父母效应”,但其中受到更多影响的往往是女性。 从过去的职业女性,到当妈后选择离开行业、或者失去“雄心壮志”,转去那些清闲、灵活的工作,成为随时可以回去照顾孩子的母亲,职业的断层、薪资的减少、职业前途的迷茫是母职惩罚中最明显的体现。 生育和育儿带来的“父母效应”甚至对男女有着截然相反的发展。生育子女之后,传统的性别角色观念要求女性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子女照料,这会影响她们在劳动力市场的表现,导致“母职工资惩罚”(motherhood wage penalty);而男性的收入不仅不会受到生育的负面影响,反而会因传统家庭角色赋予的养家需要而更加努力地工作,出现“父职工资溢价”(fatherhood wage premium)。[3] 👆性别-亲职双重税赋的形成 正如克劳迪娅所言: 工作是贪婪的,对许多走上职业轨道的人而言,加班、周末或晚上工作的人可以挣更多钱,甚至时薪都显著更高。但我们继承的性别规范把更多育儿责任分派给母亲,把更多家庭照护责任分派给成年女儿。对于随时为家庭待命的人,晋级、提升和收入遭受的潜在影响不言而喻。 像维多利亚这样有保姆、司机和诸多“外援”的女性来说,她们对自己的时间和职业选择有更多掌控,但对于更多除了自己“一无所有”的普通女性而言——就像克劳迪娅在书中写的那样——只要当下的工作结构和照护机制不改变,女性想取得职业成功就异常困难。 编辑丨羚羊,人类幼崽观察家题图丨《Beckham》纪录片参考资料丨[1] My List: Victoria Beckham in 24 Hours[2] The Economic Times:David Beckham, Victoria Beckham net worth: How rich are the Beckhams?[3] 杨菊华,孙超.论劳动力市场的“性别-母职双重税赋”[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9(01):93-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