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末，从北京去山西长治，有一趟晚上发车、清晨到达的长途大巴。

赵方辉是车上的常客。

她的目的地是长治下辖的县、乡镇，甚至村，调查宫颈癌的情况。

 

夜班大巴开启的宫颈癌调查

为什么要坐夜班的大巴？

赵方辉的答案是，它又省钱、又省时。“当时从北京到长治，只有绿皮火车，可时间很长。而大巴晚上发车，就在车上睡一觉，第二天早上到了县城，立刻就能开始工作。”

那时，她和团队正在参与一个国际合作项目，虽然辛苦、忙碌，但大家都有种兴奋感，因为那是中国第一次开展大规模、系统性的人群流行病学调查，研究HPV病毒在人群中的感染状况，并评价几个新的筛查技术。

中国女性HPV病毒感染率是多少？病毒在人群之中，到底是什么样的传播情况？感染后什么时候会发展成癌症？ 

“当时国内关于宫颈癌和HPV感染的这些流行病学数据是缺失的，我们带着好多问题去调查，每天都像揭秘一样，期待新的结果。”

他们不只是走入基层调研，也生活在基层——住在妇幼院的办公室和病房，跟当地群众一样，去县城的大澡堂洗澡。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了解了当地人的生活习惯和真实环境：“比如在澡堂子，你会观察到当时群众，卫生防护的观念其实不强，淋浴时会随便坐别人坐过的椅子，这可能就是一个病毒、细菌等生殖道感染性疾病传播的途径。”  

长治市襄垣县是起点，此后，赵方辉在更多地方展开宫颈癌的防治研究。“在这个过程中，什么防治策略会有效，我们会看到证据逐渐地丰富，就开始向政府提供建议。”

慢慢地，她将一项项数据，逐步发展为宫颈癌防控策略，成为政策制定的重要依据。她形容，整个过程一环套一环，有一种被“陷”进去的感觉。

“随着对宫颈癌的深入了解，你会发现，实际上已经不能止步了，一步一步像探险一样，总有意想不到的收获，然后又把它转化成有价值的工作，不知不觉中，一晃近30年过去了。”

 

属于中国的模型

2018年，世界卫生组织提出了全球消除宫颈癌的倡议，赵方辉也被邀请进入世卫专家工作组。

赵方辉记得很清楚，当年九月份日内瓦召开的大会上，首次提出了78个低资源国家的宫颈癌防治预测模型。

全球的共识是，消除宫颈癌，需要疫苗、筛查和治疗三管齐下。可全球人口众多，公共资源有限，先打疫苗，还是先做筛查？投多少？投在哪？

而模型的作用，就是模拟真实的情况，“预演”各种策略的效果，从中找到最优解。

但很可惜，世卫组织公布的这个模型中，并没有包含中国，因为中国的体量庞大、情况复杂，如果模型采用的参数预估不准，会影响整个模型的准确性。

坐在台下的赵方辉，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中国能不能消除宫颈癌？应该怎么做？

要想回答这两个问题，中国需要属于自己的宫颈癌模型，而赵方辉和团队收集的近30年的数据，恰恰是模型所需的关键。“回来之后我立刻就和我一个刚入学的博士说，我们要自己做个中国人群的模型，去评估一下中国能否消除宫颈癌。”

凭借积累多年的宝贵数据，赵方辉团队花了半年，构建了中国自己的预测模型，也验证了世卫《加速消除宫颈癌全球战略》在中国的可行性。

模型构建虽然快，但过程非常辛苦：“用什么样的干预措施？疫苗覆盖率达到多少？筛查采用什么样的技术？不同的策略，带来的结局是不同的，所以我们就需要成千上万次策略的运转，机器在运转，人的大脑也在运转。”

不过，辛苦没有白费，赵方辉团队将模型的成果写成论文，请世卫组织的专家审阅。“我记得特别清楚，她说了一个字，amazing！（非常出色）就是感叹我们能把工作做得这么细。”

 

30年的细节积累

细致，意味着对上千个参数的精确测算。

在赵方辉刚刚开启宫颈癌流行病学研究时，一个让她触动很深的事情是：欧美国家，在宫颈癌的研究方面已经积累了几十年，哪些因素、什么HPV型别感染、如何筛查对本国宫颈癌会产生影响，都有了一定的数据。

如今，通过近30年的努力，对几十万人的随访调研，中国已经掌握了自己的“宫颈癌流行病学地图”。HPV病毒的高危型别、中国的人口流动、城镇化进程、性行为年龄变化，都被整合进模型，成为重要参数。

最难测算的，是宫颈癌的真实医疗成本。

直接的医疗成本，比如做手术的成本、药物成本，在数字化的医疗体系中，很容易收集得到。

但肿瘤这种慢性病的治疗过程中，有很大一部分是间接成本，很难预估。比如，病人会用很多营养品，还有辅助性或姑息性的治疗，有些还要辗转去大城市看病，产生交通、租房等等费用。病人的家人，在治疗过程中的陪护奔波，因此产生的误工和精神压力，都难以计算。

而且中国很大、发展不均衡，病人是在乡村还是城市看病，是在东部还是西部，所花费的肯定不一样。

为了还原一个病人看病每个阶段涉及的费用，赵方辉团队把复杂的情况一层一层拨开，把城市分成大中小，把医院也分成不同级别，投入了大量时间和精力，才建起属于中国的“足够真实”的模型。

 

选择的代价

变量虽然复杂，但模型得出了一个明确的答案：立即推广疫苗并加强筛查，中国有望在2047年消除宫颈癌。

模型给出的答案，不仅给了公共卫生决策者科学的依据，也让他们看清了选择的代价。

虽然大家都知道疫苗好，要筛查，但是到底要花多少钱？我们是否有那么多钱？大家都不确定。况且，彼时，疫苗仍主要依赖进口，价格高、产量低，消除宫颈癌看似很遥远。

但当模型拿出数据，给出科学测算，政策制定者就能看见：这不仅可行，而且值得去做。

赵方辉团队还将复杂的数据，转化成了可视化的图表，借此向政策制定者展示一个事实。

当把钱投入到筛查，投入到疫苗，可能前期看到投入好像是多了一点，但是到5年的时候，治疗的费用，一下子就降下来了，这是推广筛查带来的作用，更少患者会走向晚期，节省了治疗费用。

再过10年或15年的时候，你会发现降幅就更大了，因为打过疫苗的人不再生病了。

一个直观的数据是：治疗一位晚期宫颈癌患者，至少需要二三十万元甚至更多。而这笔钱，如果用于疫苗接种，可以让上万名女孩受益。

当然，在宫颈癌防治的领域，除了像赵方辉这样的流行病学专家，还有很多临床专家、公共卫生专家、创新产品研发伙伴以及各级政府官员，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中国的宫颈癌防治，正在走向新的局面。

2020年，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成为第一个为适龄在校女生提供免费HPV疫苗接种的地区。

2021年，15个城市作为第一批试点，启动免费HPV疫苗接种。

目前，各地出台的HPV疫苗接种政策，已经覆盖了40%的适龄在校女生。

用数据和模型辅助政策制定，推动公共卫生的进步，这才是了不起的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