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缘起

今年年初，美国普渡大学的植物病理学退休教授Don Huber给美国农业部写了一封信，声称有一项“重大发现”。[1] Huber在信中表示，通过电子显微镜，他在孟山都公司的抗草甘膦转基因大豆和玉米中发现一种未知的微生物。这种微生物类似真菌，却只有中等病毒大小。因为草甘膦是这类转基因作物的主要除草剂，所以Huber认为这种未知微生物要么和转基因作物有关，要么和这些转基因作物所使用的除草剂草甘膦有关。Huber还表示，这种未知的真菌状生物不仅能让作物患病，还有可能导致家畜流产。

基于以上理由，Huber博士建议美国农业部应该进行研究，确认这种微生物是否真的和转基因作物有关。

对此，美国农业部表示，鉴于这是一封私人信件，所以农业部只会对Huber博士本人进行回应，而不会把回复公开。不过，种种迹象表明，承认Huber博士的“发现”还为时过早。

首先，Huber的“发现”挑战了诸多科学界已有的共识，这些共识不仅仅和转基因有关。比如他发现的这种只有病毒大小的微生物，却类似真菌——如果是真的，那在博物学上是一个大发现，完全可以在很好的学术杂志上发表论文。再比如他声称自己发现的病原体可能可以同时感染植物和动物，而在人类已知的物种中，可以做到这一点的病原微生物少之又少。科学不排斥挑战，但是越具有突破性的发现，越需要谨慎的态度去验证，仅仅是简单“发现”是远远不够的。

其次，一个可信的研究结果需要提供详尽的研究方法以备他人验证。Huber博士在信中没有提及任何与研究方法、数据以及合作者有关的信息，他只不过描述了一下他的研究结果。因此，他目前的研究结果无法被认可。

最后，Huber博士声称他通过电子显微镜拍到了这种“未知微生物”的照片。不过，他并没有公开这张照片，所以别人也无法检验他的发现。不过看过这张照片的植物病理学家Paul Vincelli表示，从这张照片上无法确认拍到的是微生物还是人工的痕迹（artifact）。Vincelli认为政府的决策只应该考虑有充足证据的结论，而Huber博士的“发现”并不完全，也没有在学术会议和杂志上发表。[2]

可能有人会认为，虽然Huber博士的研究未必可信，可是为了谨慎起见，应该认为他关于加强转基因作物调控的意见是有理由的。没有人否认应该“谨慎”，可是我们应该如何“谨慎”？类似Huber博士这样的信件，任何人一个晚上都可以写上好几封，声称在杂交作物，近交作物以及其它任何食物来源中发现了未知微生物，政府是否应该因此改变对这些食物的调控政策？从证据的强度上来说，这些信件和Huber博士的发现是相同的。Huber博士的结论没有经过同行评议，没有发表在学术杂志上，甚至没有提供方法和数据让别人检验，却和已有的大量的科学发现矛盾。在这种情况下，不应该认为他的这封信是一个可靠的反对转基因作物的证据。

二、澄清

针对Don Huber的这封信，普度大学的六位植物病理学家和农业学家联合发表了一篇文章，澄清了一些关于草甘膦除草剂以及抗草甘膦转基因作物的事实。[3] 首先，这六位科学家援引文献后出指出，已有的一些证据表明，抗草甘膦的转基因小麦和大豆对土壤中真菌的抵抗能力并不比一般的农作物差。而且，即使施加了草甘膦除草剂，它们的抵抗力都不会下降。[4] 更何况草甘膦对一些真菌也有抑制作用，所以还可以保护作物，减少感染真菌病的可能性。虽然一些有限的研究也提出了草甘膦有可能同时影响作物的抵抗力的观点，不过这并不代表草甘膦会影响作物的产量。因为草甘膦可以有效地除草，而杂草对作物产量的影响要大得多。

此外，文章还对一些类似的谣言，例如著名的反转基因人士Jeffery Smith曾发文声称草甘膦导致的植物疾病有40多种，进行了反驳。首先，这些说法既没有以合适的方式在科学界发表，更没有接受过任何靠得住的检验。其次，植物疾病的爆发和多种因素有关。在大规模使用草甘膦的30年历史中，没有任何一次影响产量的植物疾病爆发是由这种除草剂引发的。只在使用草甘膦的作物中出现疫病流行的说法没有根据。

最后文章得出结论，声称抗草甘膦的转基因作物对植物病原体更加敏感的说法并没有科学根据。种子生产商不应该根据这些言论改变对草甘膦的使用。

事实上，我们应该更加关注草甘膦的有效性，以及对人体和环境的安全性。因为如果一种除草剂直接影响了作物的产量，无论“帝国主义跨国公司”如何使尽推广，这种除草剂也会很快从市场上消失。而草甘膦最大的优点就是和同类产品相比，对人体的毒性很低。草甘膦不仅没有急毒性，也未发现致癌性和制畸性，而且不容易被人体吸收，不会在体内积累。和每年导致几千人死亡的百草枯相比[5]，草甘膦无论对于农民还是消费者来说，都是更加安全的选择。

三、流言传播的样本

Huber博士所引起的争议，其实本身并不大，但有趣的是，这次事件成了一个很典型的流言传播的样本。因为可以清楚地发现，当这封信的内容进入中文网络的时候，出现了很大的扭曲。这种扭曲，对于那些对谣言传播现象感兴趣的人来说，也许很有意义。

2月23日，有人在中文互联网界介绍了这封信，并很快引起了一些反转基因者的注意。他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拿着这封信翻来覆去地说着车轱辘话。不过，他们同时歪曲了信件的内容，逐渐把这次事件变成了一场闹剧。

对比一下Huber博士信件的原始版本和国内的宣传，会发现有以下几点显著的差别：

1. 对“未知病原体”的描述。

Huber博士对他认为可能存在的未知病原体的描述相对来说谨慎。他认为这是一种未知的（unknown），类似真菌的（fungal-like）生物。不过到了转述者嘴里，就成了一种“怪异”的生物。此外，转述者多次暗示这种微生物是病毒，还有人一口咬定了这种可能性，不止一次的直接把这则新闻里的未知微生物直接翻译成病毒。把未知真菌状生物说成病毒，要么是缺乏基本的生物学常识，混淆了真菌和病毒的巨大差异；要么是觉得“病毒”这种东西听起来更可怕，宣传起来更有冲击力。

2. 对“未知微生物”的分析。

Huber博士在信中说，这种微生物较多地存在于抗草甘膦的转基因作物中，可能和植物疾病以及动物生育能力减弱有关联。不过，Huber博士也同时表示，这种关联并没有被现有的实验完全确认，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同时，他也没有提到这种未知的微生物为什么会出现在抗草甘膦转基因作物中，以及这种微生物致病的机理。不过，转述者似乎比Huber博士要肯定得多。有人甚至提出了一个关于这种“病毒”产生的理论：“转基因生物技术切割DNA，重组、强化、控制DNA片段，最坏的后果，就是激活新病毒，病毒就是一段DNA。”且不说这种理论是否真实，是否适用于这个案例，把病毒当成“一段DNA”的说法实在是匪夷所思。这个世界上有几个病毒是一段DNA？

3. 针对此发现的评论以及应对方法。

Huber博士的发现仅仅限于抗草甘膦的转基因作物，这只是一类转基因。而且，即使是针对这一类转基因作物，Huber博士也没有要求美国农业部完全禁止，而是停止美国现有的对转基因作物不加管制的调控政策，以待进一步的研究。他也没有否认抗草甘膦转基因作物可能是无辜的，所以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如果新的研究发现所谓的未知微生物是子虚乌有，或者至少和转基因作物没有任何关系，再恢复现在的对抗草甘膦作物不加管制的状态也不迟。

不过转述者就肯定得多了，直截了当地认为，这一“发现”说明“转基因已经完蛋了，彻底失败了，彻底暴露了！”至于应该如何应对，他们没有任何意外地认为，转基因作物应该被彻底禁止，而且那些支持转基因的人应该“向人民投降”，“接受人民的审判”。

参考资料：

[1]	Huber, D. (2011). A letter to Secretary of Agriculture.

[2]

植物病理学家Paul.Vincelli的回应原文：I am also a university-based plant pathologist who happens to have seen the electron micrographs of the proposed “microfungus”, shown to me by the lead investigator of that work. Based on what I have seen and learned about this issue, it is still not clear whether those structures are organismal or artifact. Much, much more science needs to be done. I have no financial, professional, or emotional interest in glyphosate, and I want safe food for my family too. I just think policies should be based on sound, evidenced-based information. All of this public debate on this new pathogenic “microfungus” is taking place based on highly speculative, very incomplete research that has not been presented in a single scientific conference nor published in a refereed journal.”

[3]	Camberato, J., Casteel, S., Goldsbrough, P., Johnson, B., Wise, K. and Woloshuk, C. (2011). Glyphosate’s Impact on Field Crop Production and Disease Development.

[4]

Baley, G.J., Campbell, K.G., Yenish, J., Kidwell, K.K., and Paulitz, T.C. 2009. Influence of glyphosate, crop volunteer and root pathogens on glyphosate-resistant wheat under controlled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Pest Management Science. 65:288-29Bradley, C.A., Hartman, G.L., Wax, L.M., and Pedersen, W.L. 2002. Influence of herbicides on Rhizoctonia root and hypocotyl rot of soybean. Crop Protection 21:679-687.

[5]	百草枯中毒的急救护理进展 《实用临床医药杂志：护理版》 2010年 第9期 作者：张爱琴 周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