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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妲拉/译）
索尔克的灭活病毒疫苗试验成功了，整个国家满怀感激，礼物和荣誉将他淹没，好莱坞也跃跃欲试，想要把他的生平故事改编为电影，艾森豪威尔总统甚至在白宫为他举办了一场庆典。
索尔克走到了人生巅峰，却不知道等待他的会是一生中最大的打击，赢家将占领输家的地盘，聚光灯也将照亮新的面孔。
卡特惨剧
在弗朗西斯报告发表后几小时内，公共卫生局就为索尔克疫苗发放了商业生产许可。大批疫苗随即上市，然而，一场危机也接踵而至。
1955年4月24日起，公共卫生官员不断收到报告，说有儿童在接种疫苗后瘫痪甚至死亡。所有病人的发病时间都是接种疫苗后4～10天，他们接种疫苗的手臂都出现了瘫痪症状，这是一个关键点，因为脊髓灰质炎影响的通常是身体下肢。而且，所有患者接种的疫苗来自同一家公司——加州伯克利的卡特实验室。4月的最后一个星期，爱达荷州报告了14例新增脊髓灰质炎病例，比往年里一整个春天的病例还多。更糟糕的是，很多新病例是受感染儿童的家人和“密切接触者”。看起来，每一个新增病例都与卡特疫苗有关。
卫生局局长谢勒要求卡特实验室召回所有尚未使用的疫苗，并派出了几位专家前往伯克利，与卡特实验室的高层一起复查该公司的生产记录。5月8日，谢勒命令暂停注射所有的脊髓灰质炎疫苗，重新审查全部六家生产商。《纽约时报》发表文章指出，事态正在急转直下，不到一个月，围绕索尔克疫苗的“欢庆气氛”已经变成了“让人迷惑、矛盾、怀疑”的丑闻。
卡特疫苗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人们迄今没有找到确定的答案，未来大概也无法给出定论，不过各种推测层出不穷。看起来最合理的解释是：病毒混合物在仓库里存放得太久，于是沉淀物得以聚集，部分粒子凝结起来，抵抗了福尔马林的侵蚀。超过200例脊髓灰质炎病例与六批被污染的疫苗有关；受害者包括79位接种了疫苗的儿童、105位接种者的家庭成员和20位与接种者接触过的人。大部分受害者出现严重的瘫痪，11人死亡。
卡特公司后来向脊髓灰质炎受害者及其家庭支付了数百万美元的赔偿金。这家公司将撑过这场灾难，然后在1974年并入拜耳实验室旗下。不过从惨剧发生以后，他们再也没有生产过哪怕一滴脊髓灰质炎疫苗。
国家基金会主席奥康纳预见到了1954年索尔克疫苗试验的成功，他与几家大型制药公司签订了合同，让他们生产了900万剂脊髓灰质炎疫苗，以备来年。在巨大的压力下，联邦政府没有进行恰当的监管或测试，就匆匆为这些疫苗发放了许可，后果十分严重。这张照片表现了1955年初，索尔克疫苗匆匆投入市场。
有关方面很快改进了疫苗的生产规章。为了预防粒子凝结，他们要求生产商在加入福尔马林之前先过滤病毒液。与此同时，他们还引入了灵敏度更高的安全测试，并改进了记录的方法，防止错误被掩盖。所有批次的疫苗都必须有记录，而不光是那些通过了生产商检测的批次。
事实证明，这些追加措施非常成功。再也没有类似卡特事件的惨剧出现。索尔克疫苗是安全的，以后也将一直如此。
但公众信心却恢复得很慢。1955年的夏天来了，接种疫苗的孩子却不多。波士顿和芝加哥爆发了严重的脊髓灰质炎，一切似乎又回到了老样子，海滩和电影院再次空无一人，人们纷纷逃离城市。那一年，美国报告的病例超过28000例，这些人本来可以幸免于难。
输赢换位
索尔克深受打击。“那是我一生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想到自杀，眼前毫无希望，一点儿都没有。”索尔克回到了匹兹堡，筋疲力尽、精神沮丧。他努力试图冷静面对名流的陌生世界里这疯狂的一切，希望现在已经是最糟糕的时刻。
而卡特事件也影响了另一些人未来的计划。1955年5月，《时代周刊》首次刊出了阿尔伯特•萨宾的长篇报道，题目是“下一步：活病毒疫苗？”这篇报道对萨宾推崇备至。在杂志上刊登的一张照片里，萨宾穿着浆过的实验室白大衣，睿智的目光望向远方。“病毒学家仍在为索尔克博士的灭活病毒疫苗是否安全、能否变得更安全而伤脑筋的时候，”文章开头写道，“有的专家已经开始讨论是否应该彻底抛弃灭活病毒疫苗的概念。生于俄国的阿尔伯特•萨宾博士就是这一群体的领袖，他今年48岁，是辛辛那提儿童医院的院长。他提出，我们可以用无毒的活病毒来制造疫苗，而不是对有毒的病毒进行灭活。”
对萨宾来说，1955年4月12日是生命中糟糕透顶的一天。他受邀前往安娜堡，亲耳听到人们对竞争对手的疫苗献上一阵又一阵的欢呼。漫长的几个小时里，他听到演讲者赞美了几乎所有重要的脊髓灰质炎研究者，除了他自己。萨宾不是一个谦虚的人。在他眼里，索尔克不过是个“厨子化学家”，根本不配与恩德斯、博迪恩还有（显然的）他自己相提并论。
卡特事件以一种恐怖的方式拖慢了索尔克疫苗大获全胜的势头。现在人们开始对它的替代品产生了兴趣，也许活病毒疫苗的效果更好。竞品上场的时机到了！
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阿尔伯特•萨宾与乔纳斯•索尔克之间的激烈对抗主宰着整个脊髓灰质炎疫苗圣战，萨宾拥有大部分脊髓灰质炎研究者的支持，他们相信，要得到强大、持久的免疫力，活病毒疫苗带来的天然感染至关重要。
教鹦鹉说话
萨宾面对的任务比索尔克的更加艰巨。简而言之，弱化病毒的毒性比杀死病毒要难。如果仅仅是杀死病毒，索尔克可以认为，只要福尔马林的浓度足以杀死三种脊髓灰质炎病毒株中毒性最强的那种，那么杀死其他两种也不成问题。但活病毒就没有这么简单了，因为它们会在体内不断地生长和繁殖。每种病毒株都必须能够刺激身体产生轻微的感染，但又不能造成更大的损害。“这样的区别，”一位科学作家写道，“就像一个是杀牛，另一个是让牛产仔；或者说，一个是拧断鹦鹉的脖子，另一个是教鹦鹉说话。你可以以某种方式将死亡标准化，但你没法将生命标准化。”
活病毒疫苗值得付出这么大的努力吗？在那个年代的大部分病毒学家看来，答案是肯定的。脊髓灰质炎活病毒疫苗有很多优势。首先，它是一种口服疫苗，所以它进入人体的路径和天然的脊髓灰质炎感染相同，疫苗会沿着消化道下行，在肠道中大量繁殖，带来持久的免疫力，就像天然感染一样。人们相信，活病毒疫苗也许只需要服用一剂，就能提供终身的免疫力。其次，活病毒疫苗起效的速度也更快，服用几天后就有效果，而不是几周，这意味着它能够遏止已经爆发的流行趋势。最重要的是，它让人们看到了公众中“被动免疫”的希望，因为服用疫苗的人会通过排出的粪便将经过弱化的病毒传播到环境中，于是很多没有服用疫苗的人也会获得免疫力。最终，（安全地制造出来的）活病毒疫苗有可能彻底扫除脊髓灰质炎。
阿尔伯特•萨宾的工作包括大量单调重复的工序，目的是制造出能在消化道里迅速繁殖的病毒，“同时尽量不出现可见的病毒血症，而且，随粪便排出体外的病毒，其神经毒性应尽量不变”。简单讲，三种病毒株应该在肠道里繁殖，但不能破坏神经系统；而且，排出体外的病毒，其毒性不应强于吃下去的疫苗。
1954年冬，在俄亥俄州奇利科西市的一所联邦监狱里，萨宾在30位成年犯人身上试验了自己培育出来的病毒，全部囚犯体内都产生了三种脊髓灰质炎病毒株的抗体，无人患病。
下一步该走向哪里？家基金会不打算为脊髓灰质炎疫苗组织第二次大规模试验，而且，美国已经有数百万儿童接种了索尔克疫苗并成功获得了对脊髓灰质炎的免疫力，萨宾上哪儿去找合适的志愿者？
莫斯科任务
1956年1月，萨宾接到了公共卫生局打来的电话，通知他有几位苏联科学家将拜访美国，学习“脊髓灰质炎的新知识”和“如何制备索尔克疫苗”。虽然苏联人的第一目标是匹兹堡，但他们还希望见一见其他脊髓灰质炎研究者，能让他们来辛辛那提拜访你的实验室吗？
当然可以，而且请他们一定要来，萨宾回答说。苏联人告诉萨宾，最近脊髓灰质炎在苏联迅速蔓延，他们正在对索尔克疫苗进行早期试验。萨宾给客人看了自己的活病毒株，并表示自己有兴趣去他们的国家拜访，那也是萨宾出生的地方。
那年6月，萨宾乘飞机来到了列宁格勒。他在苏联呆了一个月，发表演讲、会见研究者、一有机会就兜售自己的疫苗。一回到辛辛那提，他就向有关部门提出了申请，想寄一些病毒样品给苏联以供测试。虽然国防部警告说苏联人可能将病毒“用于生物战”，但国务院还是批准了他的申请。萨宾的一只脚迈进了门槛里。
萨宾指导苏联的脊髓灰质炎专家。
脊髓灰质炎侵入苏联的时间很晚。直到1930年，苏联还是整个欧洲脊髓灰质炎发病率最低的国家。但是，随着苏联进入工业化、卫生条件改善，脊髓灰质炎也开始蔓延。1955年，一系列的大流行迫使苏联人在莫斯科建立了脊髓灰质炎研究所，一流病毒学家米哈伊尔•丘马科夫出任所长，带队访问萨宾实验室的也正是他。苏联政府希望尽快开展大规模人体试验，摆在丘马科夫面前的问题是，应该采用哪种疫苗。
使用索尔克疫苗的早期试验结果喜忧参半。虽然苏联的脊髓灰质炎发病率有所下降，但这种疫苗的制造成本昂贵，使用起来也比较繁琐，而且效果不太稳定。和苏联科学家交流一番以后，萨宾觉得自己很有机会。
苏联人最终将做出什么样的决定，两位美国科学家的态度是关键因素之一。萨宾非常渴望得到这个机会，索尔克则没这么迫切。与此同时，丘马科夫和萨宾的关系渐渐亲近起来，逐渐发酵为持续一生的友情（考虑到丘马科夫从来没学过英语，萨宾也不怎么会说俄语，这段友谊看起来有点奇怪）。
1959年，苏联人用萨宾提供的病毒株为1000万名儿童接种了疫苗。有的疫苗制成了药水，有的是糖丸。政府通知家长在某个时间把孩子带到某个地方，各地官员确保所有人都能到场，儿科医生负责具体的接种工作。试验记录一丝不苟，“包括姓名、地址、年龄、使用的疫苗类型和接种时间”。一切都有条不紊，多亏了丘马科夫博士的努力、良好的项目规划和极权国家的高压强权。
苏联人不打算照抄美国人的双盲试验。没有对照组，没有安慰剂，也没有哪个孩子故意不接种疫苗。
到1959年年底，初步的结果出来了。“很高兴地告诉你，”丘马科夫写信给萨宾说，“你的疫苗在我国取得了新的胜利。获得免疫力的人数稳定增长，反映出……活病毒口服疫苗明显优于灭活病毒疫苗。”然后，丘马科夫丢出了一颗大炸弹。苏联卫生部决定给全国20岁以下的人口接种疫苗，总计7700万人。
1960年，在一片欢庆的气氛中，苏联代表团来到华盛顿特区，出席了第二届脊髓灰质炎活病毒疫苗国际大会。代表团成员骄傲地宣布，他们的国家获得了“不朽的胜利”，扫除了国内的脊髓灰质炎。有一位美国科学家站起来，以一种挑衅的方式坦率地表达了自己的怀疑。而苏联代表团成员简短地说：“我愿意向你保证，我们苏联人爱护自己的孩子，这一点和美国人、或者全世界任何地方的人都一样。”
与会代表全体起立鼓掌。新时代拉开了帷幕。
萨宾星期日
乔纳斯•索尔克不打算转过身去，放弃这场战斗。他对自己的疫苗和它所代表的灭活病毒理念很有信心。自安娜堡辉煌的那天结束后，这些年里索尔克一直在研究诸多相关问题，例如如何提高疫苗效果、能否找到新的替代病毒株、多长的接种间隔期最完美，诸如此类。
但20世纪60年代是阿尔伯特•萨宾的时代，正如20世纪50年代曾是索尔克的时代。1960年，萨宾获得了在美国境内实施疫苗试验的许可，他选择了辛辛那提和附近的俄亥俄州汉密尔顿郡作为试验地点。试验于4月24日启动，持续几个星期，发放疫苗的时间是星期日，所以这一天又被称为“萨宾口服疫苗星期日”，近20万人在学校、医院和诊所外排起了长队，其中大部分是儿童，他们都领到了藏在甜甜的糖浆和糖块里的疫苗。
现在已经没有什么人支持索尔克了。萨宾占尽优势。一位观察家说他像是“一只坐在蒸汽压路机上的柴郡猫”。国会议员开始质问，为什么俄国的孩子用上了萨宾的疫苗，美国的孩子却没有。
索尔克于1961年8月拜访了卫生局局长办公室，希望阻止他们在短时间内给萨宾疫苗发放许可。索尔克提醒当局，为了证明灭活病毒疫苗能否扫除脊髓灰质炎，我们在1954年展开了革命性的试验。这场试验尚未完成。投入了这么多东西，美国人民有权知道，索尔克疫苗是否值得这所有的付出。如果贸然允许另一种竞品疫苗进入市场，那将“扰乱”最终结果，我们永远都得不到确定的答案。他苦苦恳求当局三思而后行。
但他没能如愿。不到一个月后，萨宾的I型活病毒疫苗获得了许可；接下来一年内，II型和III型疫苗也将获得许可。到1963年，疫苗之争已经尘埃落定。萨宾疫苗成功进入市场，索尔克疫苗落败出局。
1961年，也就是索尔克疫苗垄断美国市场的最后一年，全国报告的脊髓灰质炎病例还不到1000例，是多年来的最低点。但没有多少人注意到这件事。击败脊髓灰质炎已经指日可待。
最后的逆转
此后，萨宾的口服脊髓灰质炎疫苗在美国和世界大部分范围内取得了胜利。专家认为，萨宾疫苗效果更好、使用更方便、制造成本更低；从东方到西方，澳大利亚、中国、日本、中南美洲大部分地区和欧洲大部分地区都已采用萨宾疫苗。（荷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疫苗主要靠政府生产，管控也十分严格，他们仍在坚持使用索尔克疫苗。）
不过，萨宾的疫苗也并非完美无缺。自卡特事件以后，美国境内再也没有任何一例脊髓灰质炎被归因于索尔克疫苗。事实证明，只要经过恰当的制备，索尔克疫苗的安全性无可挑剔。但不幸的是，萨宾疫苗却没法做出同样的保证。研究表明，萨宾疫苗引发了少量的脊髓灰质炎病例，受害者通常是免疫系统较弱、患病风险较高的孩子。1980年以后，美国几乎所有的脊髓灰质炎病例（每年12例左右）均可归因于萨宾疫苗。
1993年和1995年，萨宾和索尔克先后逝世，两位对手去世时都以为一切已成定局，但令人惊讶的是，整个局面即将逆转。
萨宾和索尔克的争斗始于20世纪40年代末，一直持续到90年代两人去世。可以肯定的是，两人都为对抗脊髓灰质炎的战争奉献了毕生精力。2006年3月，美国邮政署分别推出了纪念二人的邮票。
当时，自然发生的脊髓灰质炎感染几乎已经从西半球消失，美国CDC觉得是时候关注一下每年与疫苗有关的十数例脊髓灰质炎了。这背后的逻辑很简单：萨宾疫苗成功地遏制了脊髓灰质炎的流行，而现在，它自己却成了彻底扫除这种疾病的最后障碍。1996年开始采用的“混合方法”效果并不如预期，CDC顾问委员会得出结论：活病毒疫苗带来的好处不足以弥补它的风险。
2000年，CDC开始支持美国全面回归索尔克疫苗，并建议只在特殊情况下采用萨宾疫苗——比如说，孩子即将前往脊髓灰质炎疫情爆发的区域时。这场疫苗之战转了一个圈，又回到了原地。虽然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萨宾疫苗仍是主流产品，但它独霸美国三十年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虽然人们一直在努力消灭脊髓灰质炎，但它仍困扰着世界上零星的部分地区。这张照片里，印度马德拉斯的一名儿童正在服用脊髓灰质炎萨宾口服疫苗，这是全球扫除脊髓灰质炎行动的缩影。
（编辑：odette）
